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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打榜的数字魔方

2002-11-28 14:08 作者:李菁 2002年第9期
各个版本的城市排行榜和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吗?

上海夜景

2月15日,网上出现一条消息,称联合国日前一份统计报告,“其中特别提及中国最具发展前途的25个城市”,“前三甲”分别为上海、北京、广州。记者在探询这条新闻来源时颇费一番功夫。先与该消息的转引处——华东某报联络,被告知来自北京某家中央级大报;可该大报一位工作人员在查询数据库后,语气十分肯定地说“从来没有过这篇报道”。在向报纸、网站作数次查询后,得到的最终答复,消息是“一个网民向网站推荐的”。

联合国人类居住项目(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发言人Sharad Shankardass以电子邮件方式回答了记者提问:“我们未曾发表过这类报告。”但这篇消息已被数家全国性报纸竞相转载,许多网民已经开始为自己钟爱的城市得意或者鸣不平。

城市排名,一个可能永远引发人们关注的话题。有意思的是,国内有关研究者强调的是“学术性”,但学术性与社会情绪在城市排行上遭遇,形成的是学术性与社会情绪都不再单纯

如果这份“联合国报告”的存在没有疑问,将是中国城市的“第四个排行榜”。

2001年10月18日,《经济日报》率先发表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关于国内城市经济发展环境和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报告。2001年底,上海社科院发布“国内若干大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为十大城市排定了座次。2002年1月18日,《经济日报》再次发表中国社科院博士倪鹏飞关于国内24个城市的点评报告。尽管这三家相关单位的课题组人员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各自报告的“学术性”,但这些充满数学名词和公式的报告,仍被许多媒体通俗地称为“城市排行榜”而广为转载和报道。

“城市到底比什么?这首先是一个问题。”城市排行“上海版”作者之一、上海社科院陈维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耐心介绍了“排行”的技术问题。陈维说,《上海发展蓝皮书(2001年)》是上海社科院的重点课题,而国内十大城市综合竞争力报告则是其中一个分报告,“因为(当时)是第一次做,所以我们采取比较简单的方法”。另一位参与者王泠一评价“上海版”的特点,“纯粹以经济为主”,而“你们北京喜欢从社会宽容度、社会稳定性等政治角度衡量”。

“北京版”的首推者倪鹏飞,在南开大学读博士学位的专业是“城市经济学”,他承认,对一个城市进行“量化解释”是有难度的。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资进入之后对中国国内城市不了解”,因此城市竞争力调查是“有需求的”。这个项目,倪鹏飞从1997年就开始,“2000年,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结合城市的一些新变化,于是有了这份报告”。

包括“东南大学版”在内,三份关于国内城市竞争力的调查也尽量解释了本报告采用的技术系统。几家学者同时强调“不能随意拿几个数据拼凑”,“要在一个令人信服的框架体系内”进行研究。但“从大体上讲,(三份报告)大同小异,只不过某一项因素占据的比重不一样,得出的结果自然不一样”。

虽然三份报告的参与者们都不愿对其他报告作评价,但研究报告均以《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数据为基础,一位学者坦言,“对数据的处理是相当有讲究的”。如按不同的处理方法,“第一位完全可以退到第三名”。上海社科院的陈维感觉到困难是,“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指标,比如证券交易量、外汇交易量,原本是衡量一个城市的重要指标”,但是因为只有上海有证券交易所和外汇交易所,所以只能放弃。

“东南大学版”和“上海版”各自点评了十大城市。对十大城市的选定,上海社科院的王泠一介绍说,“有作为才有地位”,对“有作为”的理解是城市的政治地位、对中央财政的贡献以及历史文化积淀等。当然肯定会有一些主观色彩,“比如西北,肯定会选西安,它的代表性强于兰州”。

中国社科院的“北京版”排名则选择了“24个中国典型的样本城市”,不同之处在于,报告里每个城市无一例外地拥有“最佳”头衔。有些“最佳”比较出人意料,比如,“人才竞争力最强的城市”——南京,“企业平均规模最大的城市”——石家庄,“高科技产业竞争力最强的城市”——西安。

梅绍华是《经济日报》特刊部副主任。在谈到当时发表这些排名的初衷时,他向记者解释说,国际上一直有国家竞争力排名,“21世纪的全球竞争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建设起一批具全球竞争力的城市和城市群”,所以连续推出两个版本的报告。“报告见报后,许多报纸、电台和电视都进行转载,反响之热烈,超过我们想象”。

几位专家与学者一再强调这种排名是“一种学术性而非社会性”的报告,并且大多谦虚地表示是“一家之言”。采访中,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康宁教授多次纠正记者用的“评比”一词:“这不是评比,因为我们没有评比的主体机构,事情本身也没有评比价值。”

“这只是个学术研究。”徐教授强调,“并不能告诉城市应该怎样、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这不是明星评比,我更希望在学术领域和管理机构引起注意,而不是社会和大众的关注。”“世界经济论坛上每次公布的国家排行,中国的位次忽高忽低,我觉得领导人没怎么关心,反倒是老百姓特别关注,好像有点本末倒置了。”徐教授担心的是,失去了学术性,很可能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会受影响。反之,“大众不关注,研究还可能进行得更深入一些”。

但媒体和民众却不会用学者期待的那种眼光来理解这种“城市排名”。在新浪网上举行的“怎么看待城市竞争排行”的网民投票中,虽然近30%的投票者选择了“不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空头支票’”,网友各种评论已达127页。不可忽视的数字是,47万网友参与了投票和讨论。

一位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这种“排行”的客观效应提出谨慎的保留态度。他说,这种排行让他联想起曾炒得沸沸扬扬的“大学排行榜”。“设立大学排行榜,许多指标都是综合的。比如说,关于学校的理、工、医、农、文等各科的评定。但对许多偏向于文科的大学来说,这几项指标注定是落后甚至缺失的,这可能引发一种不好的倾向,一些大学为了取得好名次,拼命在学科设置上追求全面,从而忽视了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现在许多大学都贪大求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另外,“评比中人为因素很多,因为数据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计算方式的问题,由此肯定带来一些幕后交易”。

《经济日报》的梅绍华也承认,在报告公布后,“有的城市很恼火,有的城市很高兴”。梅绍华介绍说,其实许多城市忽略了这些报告的“学术”性,他透露说,作为国务院的一家报纸,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还没登出来”,这包括一些表格、数据,对各自的优劣的详尽分析,因为“怕一些城市看了不高兴”。

“很多城市特别看重,他们有的请我们去作报告,有的请我们作诊断,看看他们城市的问题出在哪。”一位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介绍,再三要求“不要涉及具体的城市”后,一位学者告诉记者,他曾接到某市打来的电话,说“政府感到压力太大”。因此在最终的报告中,“非常注意”,“正面东西写得尽量多一点,差的比较委婉一些”。

参与项目的一位学者认为,类似排名,“对一般人来说没有负面作用,但对城市的领导者可能会不一样”。如果这种排名越来越有社会影响力,可以预计的一个结果是,“领导很可能会以此作为衡量自己政绩的一个指标”。当记者问到一位“与某市领导联系过”的学者,“长此以往,能否影响排名的公信力”的问题时,他没有正面回答。

今年,上海社科院再次做了一个排名,不过主题是包括上海在内的“国际十大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我们要和巴黎、伦敦、东京、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比,看看差距到底在哪儿”。个中原因,一是因为“和国内的城市比,太敏感”,另一方面,“几次评比上海老拿第一,也没什么意思。”这次,在与不包括北京的“国际十大城市”的对比中,“那差距就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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