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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的“性”困惑

2002-11-20 17:54 2002年第10期
根据江苏省性学会有关人士提供的《性病情况简报》显示,“2000年底江苏省的性病发生率为140.7/10万,高居全国首位”。

一个城市的“性”和“性病”问题调查

性病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

根据江苏省性学会有关人士提供的《性病情况简报》显示,“2000年底江苏省的性病发生率为140.7/10万,高居全国首位”。

这是一个让多数人都很困惑的结论。

记者接触到的几位江苏卫生部门官员反映,江苏的“性病高发”与该省疫情监控系统的健全有关。但从江苏省人大代表连续数年关于《整顿净化性病医疗市场》的提案来看,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更可能的原因是,“性病医疗市场”、“性产业”、“性态度”之间错综混乱的因果关系构成了这个简单结论后面的特殊背景。

从这样一个截面上去观望,江苏的“性”和“性病高发”问题很“中国化”

在南京的福建人

记者在南京的几天都下着小雨,车行驶过的路段拥塞的地方不多,因为人群、车流的节奏比较缓慢。多数南京人让人感觉一直是在慢条斯里地生活,上下班、泡茶馆、请客吃饭,很难出现一些节外生枝的意外情节。一个人如果没有欲望,就不会到处迁徙,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欲望,就不会变化莫测。南京给人的印象古老而平静。

据说,许多喜好迁徙的外地人因此来到南京,是来开发这个城市的欲望。经营“性病治疗”生意的福建人是其中很大一支。

甲医院是南京市一所综合性医院,下属三个分院,老板陈经文(化名)是90年代初来南京开发地盘的福建莆田人。和在江苏的多数福建人一样,陈起家时的所有家底是再寒伧不过的一间“性病专家门诊”。不过,这家现在已经有了三幢颇具规模的门诊大楼,上百名医护人员的甲医院在报纸和电视上露面的广告仍然是“主治泌尿系统疾病”。据称,由于省政协委员“‘性病广告’严重影响江苏省形象”的呼吁,去年底,江苏省卫生厅开始全面封杀“性病广告”。而2月27日记者翻看南京的三家报纸,许多版面的70%都被“泌尿系统疾病”的广告占据。

一知情人告诉记者,生意上陈经文的出手很大,每月该医院光南京市内各类媒体的广告投入量就在万元以上。

在该医院拥挤的皮肤病门诊里,记者见到了从高邮市赶到南京来看病的患者宋斌(化名),四肢细得如同麻秆,耷拉着脑袋坐在椅子上,上面吊着正在打盐水的药瓶。宋告诉记者,他是在高邮跑运输的,一次去兴化接货时“叫小姐”得了这种病。听说高邮那边福建过来的骗子游医很多,又看到当地电视台上有甲医院的广告,就到南京来治,“得这种病的一般都不会在本地治”。宋说,正在挂的这瓶药要200元,他已经来了三次,还要两个疗程,“病,感觉好些了”。

记者拨通了正在上海出差的陈经文手机,采访主题是要“写一本书介绍在全国各地做生意的福建人”,但谈到“性病治疗”这一块,陈显得异常谨慎。

在江苏经营性病市场的福建人之间彼此都认识,但有“谁的生意做得大,谁在这一群体中越有号召力”一说。南京没有谁不认识陈经文,比较夸张的描述是“陈开大奔,有保镖”,而陈在圈内做过最有影响的一件事是用了7天时间拿下了三个政府指定的皮肤性病专业防治机构,据说陈的生意也是通过这次做大的。

相比较,另一个福建人陈祥虎(化名)算不上大老板,他的私车是一辆“凌志300”。最初也在南京发展的陈祥虎在圈子里被人称作“阿虎”,现在生意已经做到了常州、常熟、昆山这些江苏城市。对记者提出的绝大部分问题,陈基本都拒绝回答,理由是:“我们也很难,连名片都不好意思发,再说,我只不过是小打小闹,要说的话,你去找陈经文,他是大老板。”电话里,陈祥虎向记者介绍了在全国各地从事“性病治疗”生意的三大帮派:福建的“莆田派”、广东客家的“梅州派”和“山西派”,“不过,在南京,我们福建人最多,大概有一两百人”。

多数情况下,异地谋生的福建人之间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像“讨媳妇只找老家的姑娘”,“生意上各发各财,互不拆台”。据说,这些莆田人的生活作风很检点,生意上需要有专门的开支打点一些地方卫生部门的官员,去“夜总会”等场所消费时,自己只作场面应酬,绝不涉足于这种性交易。陈说:“出来闯荡不容易,因为这个而栽了跟头就不值了。”

也有避免不了的生意冲突。2000年5月,两个福建人陈海和林业文(均为化名)承包的皮肤病诊所开到了一块,大约相隔百米的距离。当一家在电线杆上粘贴的性病广告把另一家的广告覆盖后,相安无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数次言辞的争执后,14日下午,陈雇人在林出门的时候下手把林干掉,然而刀直接刺进了和林一同出门的胞弟林业武(化名)的肝脏部位,林弟当场死亡。事后,凶手被擒获,而雇凶杀人的陈海一直在逃,南通警方刑侦大队以“仍有案犯在逃”为由,拒绝向记者透露任何与案件相关的信息。
“他们只是福建人里面的小角色,他们势力如何完全要看背后的老板有多大。”江苏省疾病控制中心主任蒋辽远跟记者叙述此事时说。

在南京的街头里巷,记者并没有看到像许多城市里“牛皮癣”泛滥的情况,也没有见到个体性质的“性病”诊所。向南京警方了解的情况是,2000年12月25日,南京卫生部门联同警方出动577人对南京市13个区县的游医进行集中打击,分布于各个城郊结合部的175个游医窝点被取缔。

而事后发现,所有被查获的个体游医都来自河南,没有一个福建人。

“对福建人来说,这种方式太低级了!仅凭一次突袭式的打击活动已经很难动摇他们的生意。”蒋辽远向记者描述了福建人在江苏经营的版图网络,“以南京为中心,向北进入江都、泰州、盐城、淮阴直到连云港,向南打入丹阳、锡山、常熟、太仓、昆山、吴县。”

从这样的网络图看,福建人发展生意的地方无一不是江苏省“性病”重灾区。在“性病”吸引了“治疗性病”生意这一最为简单的直线逻辑外,还没有更清晰的因果关联将“性病”和“游医”划上等号。但个体游医对暴利的追逐导致了性病诊疗市场的混乱,从而带来了对性病的误诊、错诊以及对疫情的误报、重报,都已经清楚地成为单纯性产业以外“性病元素”。

福建游医的家族传奇

江苏省完善的交通网络成为“游医”这门依赖人流、物流的生意更容易生长的另一个背景。江苏境内以南京、徐州为枢纽,有北京至上海、南京至芜湖、连云港至乌鲁木齐三条铁路干线通过,旅客列车可直达国内40多个大中城市,快速火车由南京至上海仅需两小时30分钟。

在南京做皮装生意的浙江海宁人孙波告诉记者:“因为直接进入上海的各项成本都过于庞大,大多数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生意人都会选择把控制江苏地盘作为最终操纵整个华东地区商业网络的‘跳板’。”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看好“性病治疗”生意的福建游医也不例外。

最早来到江苏,后来在这上面做得最大的福建人叫占金昭,福建莆田秀屿镇马厂村人。

占金昭最初的经营手段仍属于早期的“游医方式”:在厕所、电线杆等地方贴“包治性病、皮肤病”广告。因为长期生意不景气,他放弃了性病治疗,在江苏扬州的街头卖了两年年糕。90年代初,江苏的梅毒发病率开始回升,占金昭也重拾旧业,干起老本行,并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进入扬州市两大医院——第三人民医院和工人疗养院的皮肤科。占何以凭借一穷二白的家底很快在江苏性病市场上立足?居间的具体操作过程现在已经很难有人说清,但江苏性病防治单位的人都回忆到一个具体细节:在占的势力迅速生长时,扬州发生过几起外地人群殴的流血冲突,没有多长时间,扬州地区一些中小型的皮肤病诊所都逐渐挂上了“占”字号的金字招牌。

从记者掌握的材料无法确认江苏占金昭和前几年在王海打假中被警方端掉的占国团非法游医集团有什么直接的血缘联系。仍有充分的迹象显示,在占国团垮掉的1998年,占金昭也在江苏境内销声匿迹。然而,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皮肤科仍在继续运作,名称叫做“三院泌尿疾病治疗中心”,并且依旧“铺天盖地的性病广告,并向江都、高邮、仪征等县市辐射式扩散”。而记者了解到,在双方合作协议签字的另一方正是占国团经营数十年的“福建闽南医疗设备投资公司”。

占金昭在江苏的发迹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传说。没有人能弄清占金昭到底有多少资产,到底在江苏多少个地方经营了他的生意分点。一个说法是,占金昭现在去了加拿大,并转移了他的大部分家当。另一个颇有意思的形容是,“占金昭的发家史也是江苏省性病的飙升史”。而以占为代表的第一代福建游医更现实的一层影响可能是:对不断来江苏“性病市场”淘金的福建人,占成为一个榜样和诱惑。
在占后面崛起的一代福建人里,甲医院的陈经文是个典型。

比较两代游医,蒋辽远说,这一代福建人的生意做得“更大”、“更合法”、“网络更完备”。

从1998年起历时两年,全国性病麻疯病控制中心疫情室的研究人员龚向东和他的同事开始对性病门诊承包情况展开全国性调查。龚向东向记者出示了这份尚未完全公开的报告,情况让人吃惊:“江苏省78个政府指定的皮肤性病专业防治机构中69%被承包。”

在这个意义上,新一代福建人里已经没有了严格定义上的“游医”。“与前代游医最大的区别是这一代福建人已经不需要‘坐堂’而只负责经营,他们更把‘性病医疗’当作一种生意来做。”

被许多福建人找上门来要求承包联营的高邮皮肤病防治所所长顾昌林告诉记者:“完善的生意网络使得他们可以迅速融集大量资金,钱在极短时间内从分散的各地向大老板那里汇聚”,“拿下一个小型诊所一般需要20万元,拿下一个地级市的综合医院大约价位在100万元左右,而通常的情况是,生意刚谈成,钱就用麻袋拎过来了。”

南京的性和性产业

被描述为“十里秦淮”的南京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火爆的夜生活场面。12点不到,各个商场、酒店、茶楼都陆陆续续地打烊,街上的人已经相当的稀疏。在不多的卡拉OK厅、迪厅里面热闹着的也就是一些正在兴头上的小年轻,成群结伙地出入,勾肩搭背,并没有更多离谱的举动。

2月28日凌晨,记者打车从南京中山路到建宁路把城南、城北逛了一圈,大多数容易与性交易发生联想的场所,像洗浴中心,一般在凌晨两点钟之前都关了门。到近郊的路边饭馆,才看到有三三两两的女人在路边揽生意。这使南京的夜晚安静得让人觉得有些循规蹈矩。司机告诉记者,南京更多的色情服务是打着公开名号的,去年底,南京警方在一次扫黄运动中刚端掉一个以“心理研究所”为幌子的卖淫窝点。据称,这个当时在南京刚刚开办一个月的“现代心理研究所”,从全国各地招收的从业人员就有200余人。
记者了解到,早些年,作为江苏境内无锡、苏州等几大国内重要景区旅游线路的汇聚点,南京一些星级宾馆的生意相当红火。许多南京人反映,当时玄武湖边上一家四星级旅游涉外宾馆通宵达旦会有浓妆艳抹的女人出入,“来这里消费的多数是外地客商,偶尔也会看到些外国人”。这些被旅游业招徕来的性生意从前几年的数次大规模严打之后,开始逐渐收敛阵线,“多数宾馆变得很规矩,个别在晚上10点钟之后开始的艳舞表演算是最过分的‘擦边球’,不过也都小心翼翼。”

“但客观上来看,江苏省‘性病’问题的严重和80年代中后期江苏旅游市场的极度繁荣是呈正比的,来自苏北农村、安徽、浙江和云贵川的‘小姐’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南京。”在南京居住了30年的中国性学会理事储兆瑞说,“通过旅游经济的拉动效应让苏南带动苏北发展的想法,使这一方面的政策口子一度时间相当宽松。”

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江苏警方对色情业打击力度的加强引起了整个南京地下性产业消费格局的变化。南京市区类似“洗浴中心”、“足疗按摩”和“洗头房”这些以现场交易为主要形式的性交易场所和“坐台”式的经营方式都已经不为嫖客和“小姐”们所选择,因为“风险太大”。

原先集中于南京娱乐服务业的“小姐”开始出现分流:姿质稍差的一般在南京和周边县市交界的城郊结合带活动,服务对象主要是一些建筑工棚的外地打工人和过往的货车司机,价格便宜,“一般在20元左右”。“(小姐们)每天接客的次数在五到十人次,基本上都是无保护性交”;素质好一些的则进入上档次的星级宾馆的“按摩中心”工作,因为“多数情况下,这里的客人相对干净,被查的可能性也小很多”。

许多有身份的南京人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系数”,选择了“异地交流”的方式。一位南京官员向记者介绍,一到周末,会有许多公车开出南京,它们的目的地一般是马鞍山、芜湖、杭州、宁波这些与南京交通便利的外省城市,据说,都是为了“找乐子”。“那里的小姐‘安全’、‘漂亮’,有许多苏南和南京本地女孩”。
南京市市政公用局局长朱自强成为第一个因为沾上这种性交易而被撤职的人。

朱自强在南京的家喻户晓不是因为他在任期间所做的政绩,而是去年11月26日他在浙江宁波喝了通酒,和其他4个下属官员在当地一家酒店夜总会里大叫“我们要玩小姐关你们屁事”,然后他们把夜总会里的四名服务员硬拽进了包厢后关了灯。据当事人的笔录记载,在服务员的不断反抗和呼救中,“五个人撩起她们的衣服,上下乱摸”。

尽管后来让这桩丑闻被广泛注意的是南京政府“纠风办”随后组织的“万人评议机关活动”,朱自强在强烈的民意声讨中下了台,事情本身的“桃色性质”和消费地点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了。这一事件客观上在一个特殊消费群体内暂时遏制了这类的“性消费”行为,有人向记者反映,今年以来,马鞍山、芜湖等地的娱乐场所前挂“宁”字牌照的公车已经减少了大半。“然而,这让这一群体和这种感染性病的方式变得更为潜在和不引人注目”。

目前,南京市更庞大也更难确认其交易性质的是一种被称为“公关公司”的情感服务产业。

“还没到挂牌应召的地步,但交易的性质完全取决于客人是否会有进一步暗示。”暗访过这类公关公司的江苏电视台“大写真”记者李崇德粗略算了一下,这些公关公司仅在南京各大报纸登广告的就有30多家。

这种颇为暗晦和特殊的交易方式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性伴结构:一个“小姐”会有许多固定的熟客,而在一定时间内,一个客人也会固定找几个“小姐”。全国疾病控制中心王全佩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性病正是在性关系的错综混乱中找到了最理想的传播路径”。

一位南京卫生部门的官员表示了他的忧虑,“这种性质上暧昧不清的服务业实际上在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着巨大消费力的潜在性产业,而让人头疼的是,这种‘办公’式的坐台和出台方式使警方根本无计可施,而它的潜在状态让我们要进行健康干预也变得相当困难”。

靖江的安全套运动

靖江是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推广“100%安全套”的两个定点城市之一,另一个是湖北武汉。在江苏选择靖江,主要考虑是靖江的交通便利、经济条件和开放程度介于苏北和苏南之间,比较具有典型性。

记者到靖江的时候发现,靖城镇装置的四个安全套投放机已经有三个吐不出安全套,还有一台机子被撬坏了外壳,听当地人说,因为有两台投放机离一所小学比较近,许多小孩放学后拿安全套灌水玩或当气球用。

靖江市防疫站门口立着那幅濮存昕作为“防艾宣传大使”的广告牌,据说这是靖江“安全套运动”惟一的宣传道具,“以任何方式宣传都怕有伤风化”。

“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靖江市卫生防疫站站长杜亚平告诉记者,“去年,我们最初打算在推广活动之前搞的‘基线调查’,定在7月份,主要是弄清楚在靖江这一地方到底有多少性服务场所,性产业从业人员的基本数目,性生活方式以及就医方式的基本情况。”“没想到整整三个月我们一个人也找不着。”

问题出在2001年6月4日。江苏省公安厅直接出动了近两百名警力把靖江市所有的娱乐场所搜了个底朝天,事后人们得知这次突然行动是与一起重大强迫少女卖淫案有关。“因为碰巧这次推广活动刚刚启动,当时,我们工作组的人特别害怕,以为是冲着我们来的。”杜亚平说,“我们宣传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才发现,几乎所有可能有色情服务的场所都关了门,勉强经营的酒店里也找不到任何‘小姐’。”

尽管工作组进行安全套推广宣传的时候,靖江市警方基本保持“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防疫站推广工作组的处境仍然很尴尬,遇上严打,他们的工作就得中断。原来集中在一些场所从事性服务的“小姐”分散到城郊和农村的各个角落。“我们甚至根本没办法进行效果评估”。

一位当地卫生部门官员向记者分析在中国推行这种安全套运动的困境,“除了中国人对性特有的羞涩之外,绝大部分不是认识上而是经济利益上的原因,各地疾病防治单位的医生和公安部门的警察,有很大一笔收入都间接来自性产业,这是许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现实”。

性教育应该从学生开始

一些数据

◎ 目前中国男女性成熟比10年前提前了一年,为12~13岁左右,最早月经初潮在9岁。((《人之初》,2000年11月)

◎ 中国大陆青年初夜年龄为21.9岁,为全球最保守,美国最开放,是16.4岁。台湾地区青年首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是17岁。(《中国青年研究》,北京,2000年5月)

◎ 自1998年以来,在北京妇产医院接受中期引产的女性中,50%左右是未婚,其中20岁以下的占14%。

◎ 1996年,上海中医药大学樊民胜教授等对上海5000名大学生抽样调查,赞成婚前性行为的男生为79.3%,女生59.4%;赞成婚外性行为的男生50.8%,女生45.4%,接近美国60年代水平。

◎ 《青年探索》(广州,2000年5月)报道,对上海七所大学700名大学生调查,7.2%的大学生有过性行为,1.9%正在同居,其中大四学生有性经历的人数为13%。另有研究者对500名女大学生进行为期4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女大学生有性行为者比例随年级递增:
大一:7%
大二:13%
大三:20%
大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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