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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才、专才、新移民

2002-11-20 14:28 作者:舒可文 小于 2002年第11期
这些移民到香港之后可能会有各方面的不方便,比如对香港社会的不熟悉、生活环境的不适应,对于成年移民还有就业问题等等,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措施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香港特区地少人多,现在又正值经济转型,出现劳动力失调的情况,最近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便强调香港必须制订人口政策

香港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香港回归后,移居香港的内地人增加了多少?

叶刘淑仪:从1997年7月1日到去年年底一共增加了251244人。每天来港定居的配额是150人,有时候会多一点,有时候会少一点,平均是150人。在80年代配额是每天75名。根据《基本法》第24条香港永久居民在内地的子女有香港的居留权,香港和内地双方都同意首要安排这些有居留权的子女,这是他们的权利。因此在1993年增加配额至每天105名。在1995年再次增加至150名。年纪比较小的、14岁以下的来港会较优先。现在年纪小的已经来得差不多了,年纪大的,20岁以上的子女去年也有很多来港。另一个类别是香港人的配偶,主要是妇女,其中又优先安排那些跟香港的配偶分隔时间比较长的人。我们在75人配额上增加一倍。45%给有居留权的子女,30%给长期分隔的配偶。所以我们每年安排的54000多人中90%以上是妇女以及入学年龄的儿童,这是一个家庭团聚的计划安排。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移民到香港之后可能会有各方面的不方便,比如对香港社会的不熟悉、生活环境的不适应,对于成年移民还有就业问题等等,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措施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叶刘淑仪:这251244人当中,包括114708是有居留权的子女,98722是长期分隔的配偶。在他们来港前,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努力为他们提供了服务,有一个志愿团体,叫做“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专门提供这方面的工作。从1999年7月就在广州开始创办“移民前服务中心”,有英语课程,来到香港以后,我们帮助他们入学、就业。香港特区政府有规定,所有的儿童都免费上学,学校里也给他们设辅导班。在就业方面,劳工处有帮他们找工作的服务,也有专业训练以及再培训、就业辅助培训以及再培训的服务。在住房方面,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是为所有在经济上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公共住房,无论他们是永久居民还是新移民。所以新移民的家庭有需要公屋的(内地叫公房),也可以申请分配一个单元,让他们住在一起。我们的房屋局在计划公屋需求时已经考虑到新移民人口。其实新移民一踏足香港,在罗湖火车站就有专为新移民提供咨询的柜台。

三联生活周刊:新移民和永久居民除了称呼有什么区别?

叶刘淑仪:在身份证上有区别,有居留权的移民一来就可以拿永久居民的身份证,不是永久居民就拿普通的香港居民身份证。比方配偶来香港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居留权的,他们连续住满7年就可以有居留权。这些我们都是按《基本法》办事。另外,永久居民才可以有选举权和被选权。此外在其他权利上则没有大区别,香港的《基本法》39条声明人权在香港受到保障。不仅是新移民,即使是非法移民逾期不离开的内地人也可以在香港申请法律援助,也可以依香港的法律程序提出各种诉求。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到一些报道,说没有正当手续的人滞留在香港,从而耽误了小孩子的教育……

叶刘淑仪:非法入境和逾期居留的儿童,他们都受入境条例的约制,就是说他们在香港的时候不可以入读、就业。要是我们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内把他们遣返,这个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但要是他们需要在香港滞留一段时期,比如说因为诉讼的理由要滞留一两年的话,我们就不会反对他们入学。我们这个政策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比如越南难民。但是如果牵涉诉讼已经解决,法律裁决得已经很清楚了,入境处安排他们在短期内离开,那么我们就反对他们入学。我觉得这个教育问题是居留权问题衍生出来的,最终他们在什么地方有居留权就应该在什么地方入学。所以去年底,我们检查了手上的百多个个案,有些我们认为将会有一段时间在香港滞留的,就不反对他们上学。有些教育署也安排他们入学就读了。但将来法律程序完成了,需要遣返了,我们就会反对他们入学。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具体的数据反映这些内地迁往香港的新移民具体的生活状况?

叶刘淑仪:我没有全面的数据,但是我想,他们在香港融入香港社会肯定存在不少问题。其实在中国南方的珠江三角州生活环境都是很好的,他们过去在内地的居所可能比香港更好,更宽敞一些。但有一些内地人以为香港满地黄金,来港后可能会失望。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连我们本地人、特别是低学历的人——就是这样的劳工失业率最高——找工作都很困难。过去香港有很多居民,老实说60岁了,都是老人家了,回乡讨个20岁的老婆来到香港,那么可能很多妇女不适应,产生失望,所以就出现一些家庭不和问题。但也有些人处理这些问题是比较明智的。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在理发店工作,他39岁,他的太太20多岁,他1995年结婚,已经生了一个孩子。太太在深圳等着,小孩子在香港生,那就有香港的居留权。生了孩子之后,太太就把孩子带到深圳。他(跟太太)说再等多两年就可以了,到时候我的经济条件比较好,我们可以在香港生活得比较好。我觉得要是有计划的,就可以比较明智地处理问题。但有些人就没有好好的计划。香港的生活环境其实很拥挤,压力很大,节奏很快。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有报道说香港在招聘内地的专业人才,已经有100多宗。

叶刘淑仪:引进内地专才的计划是2001年6月出台的,我们暂时允许两个行业的人来,就是信息科技以及金融服务。截至今年1月底为止我们已经输入了130名专才,其中79名是信息科技的,51名是金融服务的。还有一个优才计划,优才就是优秀的人才,从事高增值、高科技行业的人,我们对他们的资格、学历要求比较高,这个计划的好处就是没有行业的限制,比方环保、工程、生物科技、中药的研究等等都可以来,而且优才来的时候还可以带他们的配偶和21岁以下的子女。专才目前只有两个行业,但根据市场的需要,有人还希望放宽一点,我们需要研究和小心考虑。

三联生活周刊:在美国的移民政策里,有一类叫第一类优先,其中有文化人才,在香港的优才专才计划里,没发现有这一类。

叶刘淑仪:现在还没有,将来可能有。但是香港对内地的入境政策到目前为止主要针对家庭团聚的,来港定居的每天150人,每年54000多人,已经占香港人口0.8%,跟西方的一些国家相比,这已经是很高的了。从长远说,这个政策是要调整的,要促进香港与内地的家庭团聚,也要根据香港的需要吸纳内地人才。不光是现在的专才优才,可能文化、艺术、体育都吸纳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有具体的安排吗?

叶刘淑仪:没有。我们觉得,在调整我们的内地人口入境的政策之前,我们应该深入地研究一下香港长远的人口政策,就是香港作为一个城市,它能够承担多少人口?根据人口结构的改变,我们应该吸纳什么样的人才?我们要进行严格调查,还要咨询本地的民意。

三联生活周刊:那现在的专才和优才计划都是解决香港比较紧迫的问题的?

叶刘淑仪:严格来说,现在的专才优才不是来定居的,他们是来就业的,给他们的逗留时间是要每年延续的。如果延续到了7年,他们可以申请居留。这些计划都是为了加强香港的竞争力。

三联生活周刊:在您的一篇文章里曾经提到不希望香港成为一个有“九流道德”的城市,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引进文化方面的人才是迟早的事情吧?

叶刘淑仪:对。也有的老板跟我说应该引进内地的名厨。我觉得蛮有道理啊,第一可以协助香港创造就业机会,要是有一个东北菜的名厨,开一个新的饭庄,不是也需要别的工作人员吗?所以这是可以刺激香港经济的。同时也加强香港“美食天堂”、“旅游胜地”的吸引力。所以我们是积极考虑的。

三联生活周刊:新年香港取消了到香港旅游人数的限制,主要是为什么?

叶刘淑仪:这当然是为了刺激经济,旅游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很大的。从今年的1月1日起取消限制,新年的时候就有40%的增加。另外,以前只允许4家内地旅行社有办理香港游的权利,现在也取消了这个限制,有67家旅行社可参与组织香港游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吸引内地游客来香港,除了加强香港的消费环境外,简化手续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那现在有没有具体的简化措施呢?

叶刘淑仪:有。从前香港游的旅客需要在指定的柜台办手续,现在应该不用了,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柜台办手续,那么就不需要轮候太久。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入境还是手续烦琐,过境时间还是很长,当然也是因为人很多。

叶刘淑仪:旅行社的经验不足应该是一个原因。另外将来有了电脑可以阅读的证件,就会更快一些。我们已经在罗湖的管制站进行改造的过程,增加处理旅客的能力。但是因为人数多,短期还是有拥挤的情况,长远来讲,我们将增加不少的口岸。将有一个在港深西部的汽车信道,连贯香港新界的西部以及深圳的西部,是一个汽车信道,这可以处理大量的旅客。还有一个铁路的东支线,这里将来每天可以处理15万的旅客,但是这要等到2005年和2006年才可以完成。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办从北京直接到香港的证件,手续非常复杂……

叶刘淑仪:主要是《基本法》的规定。我们的出入境政策都是根据《基本法》指定的,我想《基本法》一定是考虑到了香港是个弹丸之地,地少人多。要保证香港稳定,一定要有严格的出入境管理。所以《基本法》规定,内地的居民来香港需要内地的公安部门批准才可以。来港有不同的证件,根据不同的证件有不同安排:要是你拿护照,过境7天不需要什么签证;要是你拿来往港澳的通行证,参加香港游;探亲可以逗留3个月,另外我们跟公安部1998年同意落实的商务探访计划,近年亦推出了多项改善措施。现在持商务签注的内地人士可以多次往返,有效期最长3年,每次可以逗留最长3个月。现在已经逐步放宽了。

三联生活周刊:1997之后,香港的治安状况如何?

叶刘淑仪:我们的治安情况不错。回归以后,1999、2000年罪案的数字有轻微上升,但这个跟回归没有关系,主要是因为金融风暴造成一些经济问题,引致有几类罪案的数字大幅度上升。很多罪案都是非法高利贷性质的。有人炒股炒赔了,就向高利贷集团借款,借了钱不能偿还,那么这种集团就有人恐吓你,就衍生一些刑事毁坏、恐吓,甚至是禁锢、放火的案子。去年虽然经济环境仍然不好,但是治安已经大大改善。我们的罪案数字是7.3万宗,比前年下降了5.5%,暴力罪案(包括打劫、强奸等)的数字为13551宗,是27年来最低,比前年下降了8.5%。香港地区的整体罪案率跟新加坡差不多,比起别的国际大城市,我们要好得多。破案率也有44%。所以我对香港的治安是比较满意。

三联生活周刊:罪案率的降低一方面是因为市民对经济状况已经有了心理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你们采取了什幺措施?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对面的金紫荆广场是参加“香港游”的游客热门的观光地点

叶刘淑仪:我想第一是因为我们有很专业的、训练有素的部队,他们对防止和侦察罪案有很大贡献。另外我们20多年来都相信,扑灭罪行需要老百姓协助。很多案子都是有老百姓协助,香港人这种守望相助的意识是不错的。去年12月,有一个抢劫运钞车的案件,贼人打伤了护卫员。护卫员受了伤,仍然要求贼人停步,贼人不停步,他就开枪打伤了贼人。后来这几个贼人逃到地下铁,给一个见义勇为的市民看到,他就打手机给警方,还不断向警方通知他们的行踪。车到旺角,警方就把他们抓住了。这具体说明了警民合作的精神很好。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否因为有经常的宣传?

叶刘淑仪:我们有一个“扑灭罪行委员会”,由政务司司长当主席,经常开展一些宣传活动,比如提醒青少年不要盗窃,不要入侵别人的电脑,要提高警觉等等。

三联生活周刊:就是说香港回归后治安有整体提高了。

叶刘淑仪:我跟很多国外的投资商和传媒接触,他们都对香港的治安很满意。没有证据显示外来人口的犯罪率比本地人高,但我们要留意跨境犯罪。针对这种罪行,香港的机关和内地的机关就加强了合作。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香港警方和内地警方有没有具体的协议?

叶刘淑仪:没有书面协议,但在口岸有电话联系,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有很密切的联系。警务处跟国家公安部有例会,有需要我们就互访,加强情报方面的交流。

三联生活周刊:香港的前景应该是非常好的了。

叶刘淑仪:过去几年,香港的经济虽然碰到一点困难,但是很多的评论员,包括外国的一些传媒和风险评估顾问公司,都对香港安全的评价是比较高的。去年“9·11”之后,一家独立的风险评估公司把香港评为亚洲第二风险小的国家或地区。香港也从来没有过恐怖活动,我们的警方绝对有能力对付任何的恐怖活动,所以香港是比较安全的。香港没有激烈的宗教团体。

三联生活周刊:在香港这么一个有着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做一个保安局长,你要面对的最典型问题是什么?

叶刘淑仪:我做保安局长3年多了,面对最棘手的问题当然都是落实有关一国两制的事,因为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安排。《基本法》有一些条款,有一小部分的香港人是不大明白的,比方居留权的落实等等,这些我们都要多做一些解释工作。当然我们保安局的许多动作都要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特点。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女性,你在这个位置上有特别的工作方法吗?

叶刘淑仪:我觉得性别没有构成大的问题。因为我和纪律部队的同事的关系都很好。作为领导主要是能不能支持和明白他们的工作,是男士还是女士并不重要。能不能有效地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三联生活周刊:前一阵出现了攻击您的书,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是您的职位给您带来的?

叶刘淑仪:在香港当官透明度很高,相应的,个人的私隐性和自由度就小。比方像我们这样经常曝光的官员到什么地方都有可能被指指点点,很多老百姓跟我打招呼,那生活的私隐性和自由度当然就要受一点影响了。这也可以说是在香港当官员的代价。但我也觉得在外表、发型方面大做文章是非常无聊的,我女儿说这是无聊中的无聊。我觉得社会人士应该评价我工作的表现,无论是我还是别人,外表都不是最重要的。不取笑他人的外表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所以我发表声明,就是希望我们的社会可以比较温柔敦厚一点。我发表声明后,有不少市民支持我,而且我留意本地的报刊传媒,他们后来发表的评论也比较正面,他们也开始接受我也有人权这个事实。官员的人权和私隐也应当受到尊重。我觉得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因为您的工作影响到了某些人的利益?

叶刘淑仪:相信是因为我对打着民主旗号,但其实破坏法制的人提出过非常不客气的批评,所以就有人在我比较强硬的这一方面大做文章。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社会没有以前敦厚了,这当然不仅是香港的问题。

叶刘淑仪:主要是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膨胀,很多人都注意外表,追求物质的享受。最近有一个香港青少年的调查,他们的偶像的前10名都是明星,很少留意到历史人物,也就是说他们对真正的历史伟人的认识很浅,真是可惜。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领导人都要提倡精神的价值。首先自己要身体力行,而且从学校时候就开始,但不是要灌输,而是启发他们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价值,不应该光追求名利。这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我们解决保安问题更困难,需要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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