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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熊之辩

2002-11-18 13:19 作者:李伟 巫昂 2002年第11期
2月23日,刘海洋“为了测试熊的嗅觉”将硫酸泼向北京动物园的5只熊,随即被西城区公安分局拘留。十几天来,刘海洋事件迅速升温,不仅是媒体投入极大热情,截至记者发稿,新浪的网友跟帖已达1400多页,反映已超过了“9.11”事件

这是清华大学一间普通的宿舍,八九平方米大小,两边是床架,中间桌上摆满了饭盒与水杯,桌下塞着暖瓶、脸盆和拖鞋,屋里有股球鞋的味道。刘海洋的床铺靠着窗户,被子没有叠起来,上面还零乱地摆着几本关于化学的书。由于墙掉皮,贴着3张徐静蕾的宣传画。至3月7日为止,刘海洋已经12天没有回来了。2月23日,刘海洋“为了测试熊的嗅觉”将硫酸泼向北京动物园的5只熊,随即被西城区公安分局拘留。事发后,有同学建议帮他把床收拾一下,但最后大家还是决定维持原状,维持正在继续的生活。

“这十几天简直像梦一样。”在清华的一间食堂里,史超华(化名)有些痛苦地叹息,他是刘海洋4年的室友。“刘海洋是一个正常的人。一年前,有个同学自杀了,我和刘海洋就是坐在这里聊自杀。今天如果伤熊的不是刘海洋,我们还会坐在这里聊狗熊。”刘海洋出事时,史超华因为没买到火车票还滞留在省城的小旅馆里,“我先是听收音机,说有个叫刘海洋的用硫酸泼伤了狗熊。我还跟女朋友开玩笑,说真是个巧合。但后来我给宿舍打电话,他们说刘海洋出事了。后来所有的报纸、电视我都不敢看了——所有的理由我都无法相信,即使刘海洋亲自对我说——太不可思议了。”对刘海洋的评价,同学们没有太大的分歧:勤奋、温和、自觉性强而自理能力差。

曹海翔老师是刘海洋的年级主任,这个班他带了4年,他同样无法相信这是刘海洋所为,“我是第二天知道的,就给他家打电话,他母亲就哭了,问能确定那就是我儿子吗?我于是给西城分局打电话,那边说,是个高个子年轻人,一米八几,瘦瘦的,戴眼镜……我那天跟他妈妈通了十几个电话,她一直问我怎么办?怎么办……”

2月26日,清华学生会向动物园捐款11127.74元,并发出公开信——“对于身边的同学做出这样影响恶劣、后果严重的事情,我们更感到十分气愤。这名同学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我们清华大学广大学生培养高尚道德、保护自然的共识和实践。我们坚决支持有关部门和学校对这名同学依法做出严肃处理。”刘海洋事件于是迅速升温,不仅是媒体投入极大热情,截至记者发稿,新浪的网友跟帖已达1400多页,反映已超过了“9·11”事件。“从天之骄子到猪狗不如,只需要新浪的一个头条。”史超华说,“如果熊多得满天飞,刘海洋就没那么惨了!”曹海翔善意地劝诫记者,“去宿舍采访,如果有不礼貌行为,请不要介意,因为同学们已经不堪其扰了。”

3月8日晚,记者接连第三个晚上给刘海洋的母亲李淑琴打电话,前两次都是电话采访,她一直不接受见面。这一回就站在她家楼下,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刘海洋的大学同学刚刚从我这里离开,他们力劝我不要再见任何记者。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学会了无数专业术语,比如单亲家庭带来的偏差、忽略情感教育等等——这都是各个媒体教给我的。自从孩子出事,我不断地在接待记者,三四个小时地录制电视,每晚闹腾到一两点钟。刘海洋的事情对谁都是一次机会,谁都不想错过。”

事实上,在这十几天里,所有刘海洋的亲近者都承受着巨大的双重压力。一边是社会舆论的高压,电机系一天曾接到200多个电话。史超华告诉记者,“其中有人劈头就问,你们清华怎么培养出本·拉登这样的败类?我问曹老师,‘你怎么回答’,他说他一直沉默着。”曹海翔一直想给报纸写文章说,“如果没有这件事,他会像很多清华学生一样,顺顺利利地读研、出国、回国就业,挣钱养家。但现在已经成悲剧了,你们写报道时,该多想想他的母亲、姥姥,那是一家三条命呀!”

同时另一重压力则来自于对刘海洋行为的解释,这也是所有对刘海洋熟悉的人苦苦思索的难题。“这是一个小学生都知道不能做的事……如果说好奇心强,怎么不找只小白鼠?”曹海翔说。而史超华则宁愿相信这是一次“电脑死机,23日刘海洋的大脑被什么病毒搞了一下”。记者曾希望与北京安定医院的著名精神分析专家杨蕴萍合作,寻找刘海洋的可能动机,但由于无法与刘本人面谈,终究无法进行。依据杨蕴萍的初步判断,“这是一次攻击性的侵犯行为,选择的则是一个安全的对象——关在笼子里的熊。作为一个被束缚压抑的个体,往往会选择极端的方式反叛。”但刘海洋的源泉动机是什么?杨认为只能从他的成长经历与教育经历中寻找,“做人终究要快乐,你要问他是否快乐,哪里不快乐?”心理测试专家武伯欣同样热切关注刘海洋:“刘海洋生活在一个残缺家庭,客观上使得他更加关注像小动物这样文弱的事物,关注疼痛,这是他母性家庭背景的动机外显。他的伤熊行为是积极主动的,他的意识清醒,心理指向也较清晰,但是他的动机,明显地属于游乐性动机,可能是好奇越轨。”

记者于是开始了对刘海洋教育历程的探访;刘海洋曾就读的中关村中学虽然拒绝了记者采访,但一位接待记者的老师说,“大家都在想——我们的教育失去了什么?”

家教

公安部门的技术人员在查看刘海洋伤熊所用的硫酸刘海洋生于1980年10月。他小时候有个外号叫“妈说”,这是邻居们起的。

刘海洋现在一家三口人:姥姥80多岁,小时候父母双亡,送给亲戚养,年轻时守寡。刘母以前是公交车司机,现已退休,刘海洋出生不久,她即与丈夫离婚。20年来,一家人收入基本就靠刘母每月微薄的工资。刘海洋的中学同学向记者描述刘母,“不苟言笑,一年四季似乎总是一件褐色的外套,一头永恒不变的短头发,但一看就知道是个很坚强的女人。”“她身材高大结实,这些年都磨出来了。”一位采访过刘母的记者则这样谈他的印象。记者接触到所有与刘海洋相关的人,都格外强调刘母和家庭对他的影响。
刘母之爱,可以说是一种极致。当时学生间的友谊多是放学骑车一起回家路上培养出来的。初中时,刘海洋的同学南一拨北一拨骑车回家,他是惟一不骑车的,据说是母亲怕他骑车出事。刘海洋上学的行走路线也是刘母设计的;直到上大学,他才学会骑车。刘母希望儿子能在跟前,初中毕业时,老师推荐他去新加坡上高中乃至大学,全校只有3个名额。但其母坚决反对,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他高考填报志愿的基本原则是只能考北京的,天津的大学都不行。

因为离家较远,中午坐公交车花时间,刘海洋一个人在学校吃饭。初一起开始带饭,他总是带一个用旧毛巾缝制的装铝饭盒的袋,外加一个1.25升喝白开水用的塑料饮料瓶。一用三年,从未更换,后来那瓶子都被开水烫成一种奇怪的形状。

母亲规定他的所有作息时间,学生每人每学期都象征性地制定“学习计划”,只有他在家也严格遵守,包括几点回家,学习到几点睡觉,几点起床早修等等。刘海洋一直晚睡,从初中起就十一二点才上床。“他妈妈从小就对他非常严厉的”。从小学到高中跟刘海洋同校12年,并在初中同班的卫明亮(化名)告诉记者,“据说原则是要求他每次都必须考第一,而刘海洋并不能算得上是天才型的,他只好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学习,从不违背他妈妈的意志,怕她伤心。”

每次家长会,刘母总是中心人物。卫明亮回忆:“家长会通常很漫长,从我们下课的三四点钟开到晚上七八点钟。会上,我总是很紧张,惟恐被老师提到,上黑名单。仅有一年,我考得还不错,以为平安无事,可终究还是被老师就课后打乒乓球的事说了。家长会上有一档固定节目,就是用差不多1/3的时间讲刘海洋,表扬他的好学上进。他母亲之后往往要向各位家长介绍她教育孩子的经验,在那种时刻,她才表现出她能言善道的一面,因为刘海洋是她全部的寄托和骄傲。”与刘海洋同班一位女生的母亲王女士对此同样有深刻印象:“家长会总是先开年级大会,后开分班小会,刘海洋和他母亲在每次家长会后,都会成为我们这些家长议论与崇敬的对象。”

刘海洋没有什么玩的,只有一台“任天堂”游戏机,是某次他获得“希望杯”后母亲给他买的,他还招过同学到家一起玩。但一般情况下,刘家是没有条件的,同学们在谈最近玩什么游戏时,他总是插不上话。
刘海洋的朋友们认为他太听话了,甚至失去了自我意识。“他待人谦虚、温和、很规矩,但我总感到所有这些都是他母亲教的,并不是他认为应该如此。”刘海洋的大学同学史超华说,“他本人并没有太多意识,他是个没有心事的人。”刘海洋会和他的同学谈起他的家庭,“大家都很伤感,但他叙述的却是那么客观,听不出爱和恨,也不知道他将来要怎么样。他说他从来就没见过父亲,但我们都听不出他是否为此伤心。”

“你不觉得刘海洋的生活单调吗?”出事后有记者问刘母。“我没辙呀,从3岁起他就是我的半个肩膀,我将来必须依靠他。”

小学、中学的基础教育

记者在2002年3月8日下午,终于获得他从小学到高中同学的信任,在清华南门外一家小茶馆跟他们见了面。在见面之前,他们特意跟刘海洋的初中班主任郭素萍商量过,还提前“调查”了本刊“背景”,要求查看记者的证件,并“审稿”。“一切都为了更谨慎些,毕竟这是关系到刘海洋的大事儿。”他们无奈地对记者说。他们显然比记者所知道的刘海洋都更成熟和更富社会经验。他们的“自我认识”也远远超乎人们想象。

比如,他们这样总结他们这一代人的特殊性:“‘猴年生得多’,我们是在生育高峰时出生的。这时经济开始好转,又开了亚运会,父母多数是老三届,我们又差不多百分百是独生子女,因此父母愿意超出他们支付能力地为我们的教育盲目投资。当时也没有什么玩的,没有电子游戏或上网,放学后就是上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国画、水彩、小提琴、奥林匹克数学班等等。有的辅导班上过一节就不上了,没时间和精力上,学的是什么基本都没印象了,结果是什么都没学好。”

刘海洋的小学是在北京友谊宾馆子弟学校西颐小学上的,1986年入学,学校离他家只隔着三义庙上的一条马路。“这是个中等规模的小学,在当时有一座三四层小楼,有六个年级,各年级两三个班。”卫明亮说,“刘海洋可以说是从小就受欺负,我印象中他不爱招事儿,比较文弱,跟谁也不是那么爱交朋友。但是他很随和,绝对称不上‘孤僻’,他与人交往的方式比较独特,就是别人来问他任何学习上的问题,他都是有求必应。因此下了课,他身边常常会围了一圈儿同学。他非常有耐心,甚至愿意为此牺牲自己上厕所的时间。在今天看,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刘海洋在学校里原来也不受注意。可是自从有一年暑假,他为了做数学题闷在家里,起了一身痱子后,老师就开始特别重视他。这件事至今他母亲还常常拿来作例子,说明刘海洋的好学。卫明亮回忆:“有一位笔名崔红星的数学老师对他影响特别大,崔老师的教学方法很特别,比如他要求学生在考试时候把数学题的草稿,做在卷子背面相应的位置上,到时候答题和草稿一起判。这个习惯刘海洋一直留到了大学,他也因此迷上了数学,从此成为学校里数学上的常胜冠军。”就这样,从小学四年级起,刘海洋就与他的同龄人开始“拉开了档次”,当时他只有11岁,“他每年暑假做的数学草稿纸,加起来要超过他的高度”。

1992年9月,刘海洋到在位于中关村核心位置的中关村中学(原中国科技大学附属中学)上中学。在这里的六年,刘海洋始终是学校一块金光闪闪的“招牌”,一个难于改变地位的标准。所有老师对刘海洋都非常喜爱,不管是主科还是副科,他和他的事迹是各班各科训话的惯例,“你们看刘海洋……”如何如何……

这所学校被认为是非区重点,又强于区重点,由于位于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集中区,很多学生都是海淀各高校教师和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的子弟,方圆七八公里内,很多家长互相都认识。比如卫明亮从小学起就接触电脑,初一时家中已有PC机,跟很多高中生一起上电脑学习班。学校硬件条件不错,甚至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野生动物标本馆,刘海洋毕业前,标本馆已经建成。估计他对生物的兴趣也与此相关。学生在初中入学后要先考一场,通过数学卷子的上数学班,通过英语卷子的上英语班,另外有一个艺术班,是特招。2001年7月那次高考中,有一件意外的事件让中关村中学著名过。那时该中学高三学生杨易向法院起诉学校,因为学校在高考前跟家长签定一份协定,凡成绩太低的学生不允许参加高考,杨易正好被排除在外。

“学校生活十分单纯,甚至可以说是单调。”刘海洋的初高中同班同学的赵力阳(化名)说:“我们的初中班主任郭老师很敬业,是个严师,每到下午我们都会跟他到操场上玩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他到篮球场上逮我们回教室。有一回我千辛万苦躲到汽车底下,还被他像逮兔子一样逮回去了。

“初二时,有一本北大出版的《初中代数问题选》,被公认为‘宝书’,大家人手一册。可是全班只有两个人做了,一个是另一位数学尖子王西含(化名),他挑难题做了;另一个就是刘海洋,他从头做到尾。不仅如此,刘海洋还有超前意识,初一学初二,在初三,就差不多把高中前半段的都学了。”他的同学们差不多都仔细观察过刘海洋的左手中指,它总是蓝色的,这是因为他总用钢笔,蓝钢笔水深深地渗入了皮肤。

一直暗自将刘海洋当作竞争对手的赵力阳,至今还能一口气背出刘海洋获得过的各种竞赛奖项:“初一‘迎春杯’(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三等奖、初一‘希望杯’(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三等奖、初二‘希望杯’二等奖、初中数学竞赛北京市二等奖、初三物理‘迎奥赛’三等奖、高一‘希望杯’三等奖、高二‘希望杯’二等奖、北京市中学生生数学竞赛二等奖、海淀区化学竞赛二等奖等等。中关村中学每年参加市数学团体赛都会得奖,刘海洋必然是成员之一,还得过单设的个人奖。”

刘海洋并非别无爱好,只是太少了。他集过邮,还养过一回鸟。他爱看霍金的《时间简史》,总喜欢跟人谈论;他还把那套《第一推动力》丛书都看得差不多了。“尽管语文一直是他的‘瘸腿’科目,但是作文不算差。”他的初中女同学郝灵惠(化名)说,“不久前我无意中发现他为我们主题班会写的作文,是讲14岁的集体生日晚会的,他描述得挺到位。他还常问我英语怎么学得好。”

“刘海洋遵循严格的逻辑思维,他不是感性思维,甚至可以说他是缺乏感情的。”卫明亮认为,“他很少外出,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阅历太少了。他甚至没有意识到恋爱的需要,我们从未发现他对某位女生表现出格外的兴趣。”

刘海洋从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但从没人说他坏,他对别人的恶作剧与戏弄也从不记仇。“只是他遇事往往手足无措。”他的一位初中后即上中专的同学麦自强(化名)回忆,“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回,因为个子太高,他在护栏底下把脑袋磕破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他就愣在那里,半天不动弹,没有意识到要找老师,也没有向同学呼救。”

他的优点还包括对什么都特别执著,在初三毕业之前,有一个体育会考,刘海洋选择的男三项为1000米、铅球和立定跳。他在考试前半年开始就坚持在脚踝上绑上一小圈沙袋,加强腿部力量,干任何事都绑着,一直坚持到体育会考之后。

进入高中之后,学生之间的关系相对就淡漠下来,这在刘海洋出事后的班级校友录上可以感觉出来。高中校友录上有人挺夸张地问:“谁是刘海洋呀,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甚至居然有人匿名骂他。对刘海洋颇为崇拜的同班女同学马临静(化名)发现她的一位平日里一本正经的好朋友,在聊天室里用近乎粗俗的言语骂刘海洋,而那女孩儿平时连写信,都写的是那种随时可以拿出来发表的风格。

刘海洋所在的八班和隔壁的七班被列为“重点班”,八班是重点中的重点,其产生方式是升学考试时根据每个学生的成绩,进行年级大排名,前45名进入八班。但它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凡是成绩下降到不如别班的八班学生,就会被剔出去。这种机制导致了身在八班的学生人心惶惶的,“因为抱着学习用具搬出七班或八班到前六个班去,是公认的最大的羞辱”。曾从七班被淘汰出局的卫明亮说,“这种流动性使得学生之间的关系再也无法亲密稳定,侥幸留下的多数人上课气氛沉闷,知道什么也不敢发言,惟恐被更高明的同学嘲笑,但刘海洋敢说,他说的别人扳不倒,他的好处还有,他就算这样也不把自己的知识当武林秘笈似的藏着掖着。”

“这所学校的特点是升学率很高,但是重点升学率相对低一些。”王女士告诉记者,“那里的老师在我看来都近乎工作狂,因为他们必须把一些成绩较差的学生拽上来,这可不容易。我女儿是高二才得以挤进八班的,我体会她考上大学很难,当时每天她上学,我甚至都会在家里紧张得哭,我甚至比女儿更恨这种伤人的教育体制。”

在清华

刘海洋在接受审问1998年刘海洋以620分考入清华电机系,比刘母理想中的计算机系低了两分。“你在清华的采访很可能会失望的,因为刘海洋在这里是个太普通的学生。”刘的年级主任曹海翔老师对记者说。清华有两种人被称为“大牛”:一类是总考第一的“学习狂”;另一类是学习无忧,3G俱全的——GRE、GPA(平均分)、GF(女朋友)——的全能型人才。这两样刘海洋都不符合。

“新生入学都有一个各科水平考试。”刘的同学李乔生(化名)告诉记者,“清华每年都要给新生一个下马威,靠这次考试把各省的状元们分个三六九等。我们的感觉都不好,害怕被开除,那会儿所有人都拼命读书。”同学们记不起刘海洋当时成绩如何,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也面临同样的局面——从备受瞩目到默默无闻。刘海洋如何度过这次心理转变,没人能说清,因为他们都一步一步过来了。只是有人很晚的时候曾见到刘海洋蹲在电梯口,抱着头,怎么也不说话。这是刘海洋的同学惟一一次看到他的痛苦。
刘海洋就读的电机系是清华老牌工科系,他们这届有150人,分5个班,4个班是电机专业,1个班是“生医”专业,每班30余人,刘海洋在3班,他们班25个男生4个女生。刘海洋的学习不错,但不是第一。据曹海翔介绍,他一般都会拿奖学金,但少有综合大奖,多是三等奖,只是在大二获得全国数学建模第二名后才得到了“林家翘奖学金”。“他的成绩是在大三后开始上升的,‘推研’时全系120多人的大排名,他在20多位,从成绩看是中等偏上的学生。”在班上,刘海洋既不是最勤奋的也不是最聪明的,像多数清华学生一样,他也在抢座位,有课上课,没课自习。“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学习不错、令人放心的学生。”曹海翔说。

刘海洋一直都穿运动裤和球鞋,偶尔穿牛仔裤也是别人的。曹海翔回忆,“他填过《家庭状况调查表》,确实比较困难。但那时他母亲还没退休,毕竟每月还有1000多元,也不是最困难的。”从外在压力看,刘海洋的境遇不是最极端的,“我们家有10个孩子,6个男孩5个在外面读书,父母是文盲。”他的一位同学说,“我上到高中才看上电视,到大学才知道电脑咋样,第一次考试我是年级最后一名,现在不也上了研究生?”

大一时系里曾搞过一次心理测验,刘海洋没有任何异常症状。刘在同学中的人缘也不错,没有红过脸打过架,他和北京籍的同学过从甚密,还经常回中学看老师,“他的做人态度比大多数人都积极,他常问‘你觉得我这人咋样?’”史超华说,“清华的学生很忙,但并不是说没有交流,去年我们深谈过一次,谈理想、人生,很高兴。刘海洋说一年后的同一天咱再聊。后来我忘了是哪一天,出事前我曾问他,他说他记着呢——‘到时我叫你’。”刘海洋在大三时参加了一次团支书的竞选,和很多成长中的年轻人一样也是想锻炼一下自己,同学们也都支持他。后来他组织去“桃源仙谷”春游,前前后后忙了两天,联系住处、伙食、交通、行程,那天他还亲自扛着一大捆羊肉串。同学们说,刘海洋会讲笑话,很少见他唉声叹气;平时自习常给同学占座。有时候他跟女孩也在电话里聊很久,大家给他起哄,刘海洋就说,“那是人家打过来的……”

在大学里,刘海洋公认的问题是“自理能力差”。直到大四,他依旧把衣服带回家洗。“军训时他的背包都是我帮他打的。”史超华说,“在大学里穿衣服还成问题,有时把扣子系错,有时领子一个里一个外;回家时经常叫我帮他往自行车上捆被子,他自己捆的半路上肯定掉下来。”刘海洋的的个子很高,快有一米九了,但篮球、足球都不会,显得动作很笨。但刘海洋还是非常努力地去寻找锻炼自己的机会。他带过两份家教,曾有同学在校学生服务队当头,他主动去报名。“有一次我们聊天,说现在的教材不好,刘海洋说他将来要写本好的。”史超华说。

出事前刘海洋没有任何异常表现。为了参加数学建模大赛,他寒假没怎么回家,大年初一到初三都在学校找资料。他还报了一个新东方的GRE班,每天下午去上课;没事的时候就去火车站送回家的同学。

1月29日中午,有位同学跟刘海洋说,“快过年了,你也去买条裤子。”刘笑着说,“我的钱不往那儿花,你看我这瓶‘火碱’,才8元钱。”“你买火碱干什么?”“做试验,把电极插入氢氧化钠中,就分解了……”当时没有人深究他的试验。刘的同学们认为最可能的原因是,“他当时确实想做化学试验,但实验的对象不是熊。而他后来想到了熊,他又一直对生物感兴趣,沉迷于物质世界中的刘无法自拔……”

正常的大多数

作为年级主任,曹海翔上任伊始曾计划与所有150余名同学都谈一次话,但后因太忙没有进行下去,“每天谈一名,也要谈半年”。曹与刘海洋的谈话是在大二,主要内容也是了解生活是否困难,学习是否适应。他对刘并没有特别的印象,他觉得刘自觉性强,让人放心。“我们做学生工作,主要是‘抓两头、促中间’,对天才学生和学习后进者关注得比较多,对生活特别困难和情绪不稳定的付出的精力多。但我们一直都认为刘海洋属于中间,属于正常的大多数。”曹海翔说,“如果说过失的话,我们对于生活、学习等显性的问题关注很高,对内心隐秘的危机察觉不够,平时倾心的交流还是少了。但交流又是双方面的,而我们又都太忙……”

刘海洋的同学认为他们的生活都差不多,快乐不快乐很难说清,清华的学生都这么过。记者在清华时,史超华曾指着一位走过的同学说,“他是我们班学习前几名,但一年不说几句话。到我们宿舍来借电话卡从来不正大光明地讲,总是把人拉到一边悄悄地问,你说这正常吗?你说刘海洋生活单调,我们宿舍有个哥们,一学期出不了几次清华大门,他不单调?我敢说,在学校里比刘海洋不正常的太多了。”

据公安大学心理测试中心负责人武伯欣说:“根据国际心理卫生研究和国际变态心理学研究表明,在特殊群体与人际环境中,更容易引发心理异常问题,比如部队、大学生、图书馆管理员、演艺圈和海员等。其中大学生因为采取集中住宿制,人际交往和管理制度单一,生活单调,空间压力大,自然成为心理病症的高发人群。”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樊富珉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王建中,曾长期研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按照他们的调查,在大学中有比较明显心理问题的占20%,达到心理障碍程度的有10%,存在精神问题的占1%。“有心理困扰症状的就非常多了,这些比例在所有大学都差不多。”清华大学有2.4万名学生,如果按照这一比例,在这个“正常的大多数”中将至少有4800名学生需要及时心理救助。清华学生工作部下有一个心理咨询中心,专职人员3人,另有十余名兼职医生,“我们每天都有人值班,而且服务都是免费的,但以目前状况看只能是提供基本服务。”一位咨询老师告诉记者,“搞心理健康工作有一个特点,要用80%的投入和精力解决20%的人的问题,这往往又是个无底洞。”

为难的素质

除了心理健康外,“刘海洋”直接引发的另一个关注点则是学生的道德与人文素质教育。清华大学已经拥有十个学院,横跨理、工、文史、经管、法律、医学、艺术,在高等教育的12个门类中,除了农业和军事,该有的都有了,但培养通识人才却非院系扩张那样可以立竿见影。

清华人文学院的董士伟老师最近刚刚处理完一起研究生打架纠纷,“实际上是小事,就是因为宿舍关灯问题,因为生活习惯不同最后竟然动起手了,闹到要换宿舍的地步。清华校领导一直都很重视全面的素质教育,但很多最基本的情感教育,都要大学来完成。”

一位教道德课的一线教师告诉记者,在他的课上1/3的学生用三角板画电路图,1/3的背单词,认真听课的很少。“我们的道德教材和教育内容必须要改革,比如讲腐败,我的很多学生是农村的,假期回一趟家,人生观就变了。”清华大学素质教育中心去年曾经对学生的人文素质进行过一次调查,“我们出了一些题,问的都是一些基础知识,比如《论语》、《淮南子》什么的。”一位参与此项调研的老师说,“结果只能是‘说得过去’,但程度很不平均,个别好的摆到文科也不在话下,但差的又非常缺乏常识。”除了马列党史课和道德课外,清华的学生要在4年里修完13个文史哲基础学分,思想文化研究所每个学期要开二三十门课,其中由历史文化和文学两个课组承担。“我并不想让一个学计算机的学生去记住秦始皇的出生年月日,”董士伟希望用更活泼的形式来引起学生的注意力,他把思想史的内容用多媒体演绎,组织学生考察北京四合院,去郊外寻找拓片,“我对学生说,考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来听。很长时期以来,我们教的一直是文史知识,而不是培养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并不是会背几首诗知道几个人名,说到底是完善人格,培育社会良心,培育对人类和民族的使命感,它是非功利的。”

记者希望采访校方但被婉拒,只是说“刘海洋事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学校在等待结果”。一位校领导告诉记者,“不能说清华的教育没有问题,这是推卸责任。但问题也不全是清华的,家庭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几方坐下来聊一聊可能才会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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