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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保卫战

2002-11-15 15:51 作者:巫昂 2002年第45期
在来北京的外国人手中,流行着一张印制精美的“北京胡同地图”,这地图如今已经成为史料一种,北京关于胡同的记忆,正随着各拆迁令的公布和保护区的缩小在慢慢消逝

随着城市的改造和发展,一些胡同在逐渐消失

在来北京的外国人手中,流行着一张印制精美的“北京胡同地图”,这地图如今已经成为史料一种,北京关于胡同的记忆,正随着各拆迁令的公布和保护区的缩小在慢慢消逝

容貌上看起来完全是个金发碧眼的法国人的华新民,有一半中国血统,她的父亲华揽洪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前总工程师,母亲为法国人。她本人幼年在北京长大,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童年记忆都跟胡同相关。90年代初回国时,她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连推土机都开到城里来的,那是1994、1995年开始旧城拆迁开发,到1997年就比较明显了。从1998年开始,我为胡同四处呼告,目睹了一片片完好的胡同区以城区改造的名义,在一夜之间消失。”

她最近的战役重点在“四方区”,那是一块总面积为4.5万平方米的区域——复兴门内大街民族宫对面,西起闹市口南大街,东到参政胡同,在媒体上被称为“长安街最大平房区”。媒体报道称:“这些房屋多数建于新中国成立以前,年久失修,规划部门经多方论证,认为成片保留的意义不大。”

华新民给记者带来了一大本“四方区”内的照片,都是富有京味风情的四合院和街景,那是她奔走在胡同里,敲开私家住宅的门拍来的。她在胡同调查中,认识了不少同道,其中有画复原图的画家郑希成,一位名叫孙传东的银行职员则在业余时间专门临摹象眼与砖雕。华说:“他们都是听说一处快要拆迁了,才赶去一处画,但他们的工作远远赶不上拆迁的速度。”

“四方区”中的复兴门内48号,为中国工程学会的旧址,华的父亲曾在那里工作过。复内大街90号,为一个中西合璧的院落,相当罕见。察院胡同23号,则为旅加著名教授叶嘉莹的祖宅,现在已经有海外上百名知名人士联名呼吁保存这个宅子。文华胡同里有李大钊故居。佟麟阁路36号,则为一个日本人建的小医院,至今可见铺的都是当年的日本人“得胜牌”地砖。在一份民间发起的,通过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交达北京市政府的信中,还指出该区域的历史景观价值:“有自清代保留下来的现复兴门大街(原西单报子街,清代叫泊子街);有自明清就延续下来的原形、原貌的手帕胡同、察院胡同、铁匠胡同、文昌胡同;石驸马大街后宅及科举之街头发胡同等至今保存完好的整条原封胡同……”

拆迁令几乎是一夜之间下达的,原2002年的拆迁“公示”时间是一年,到2003年5月21日止,可是到了7月8日,“公告”却变成了一个月,限令有关单位和个人在8月8日之前完成搬迁。并可以在被拆迁人不在场、不同意的情况下,先强行评估,以保速战速决,引起群众的质疑和不满。

华新民通过仔细考察认为:“这片区域内有众多漂亮的四合院和胡同街景,里边原有的路比较开阔,基本上都可以通车,绿化树都已经成荫,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区域还要拆迁,等待开发。根据现有规划,这里将来将成为一片宽30米,占地面积为2万平方米的绿化带,但是我认为这不能成为拆毁这些珍贵胡同的借口。”

四方区并不在北京市政府规定的旧城面貌保护的25处文保区之列,1998年专家学者提出了25片文保区,希望以后再扩大,但现在就算是这25片文保区也难以保全。在发函于2001年底的一份市政府文件中,被要求从南池子、北池子开始进行旧城房屋修缮与改建,这就有了著名的保卫南池子事件,及另一位胡同保卫民间人士刘序盾认为的有里程碑意义的“南池子会议”,那次会议要求对南池子拆迁工作进行行政复议。

华新民提供了一份南池子拆迁改造期间政府发布的《宣传提纲》,对南池子文保区房屋修缮改建的意义解释如下:“南池子文保区历史悠久,人口只增不减,造成私搭乱建比比皆是,造成人口稠密,大大超过土地承受能力,居民没有起码的活动空间和居住条件,使这一地区成为防汛、防火重要地区。经过修缮和改造使南池子居民早日脱离水深火热,告别低矮、潮湿、破旧的房屋。”在一份南池子文保区现状与改建后的变化对比中,主要对比项目比如,道路占地面积从0.93公顷提高到1.04公顷,原道路宽度最大为4.5米,最小1米。而改建后主要街道拓宽6米,取消尽头胡同,全面铺设七种市政管线,容积率由0.47提高到0.63,建筑密度仅由42.3%降低到41.6%,人口密度则由476人/公顷降低到240人/公顷,居住总人口由3038人,减少到1536人,绿地从零增加到25%。仅从这份数据看,不可能在拓宽道路与增加绿地过程中,不拆掉一些建筑物。但是危改方案的种种指向,似乎都为了促使区域内的居民生活更为现代和文明。

华新民说:“在南池子的土儿胡同,我亲眼看到几个大卡车正在对几个宅子进行‘落梁翻修’,当时那边的二十几个院子已经没有了,据说有专家论证墙都不行了。但这些专家具体是谁,我们都无从得知。那时的情况是,一个私房户一签字,就挑一家的房顶。在拆84号院那天,我正好在附近,房主给我打电话,说是来挑房顶了,我赶紧打电话找市文物局,文物局答应了。但过了几天,老百姓又打电话过来了还是要拆。另外有一天,新鲜胡同的4号院要被拆了,那是桂公府的一部分,有人已经签字了。早晨,一群扛着工具的民工涌进了院子,我坐在那里坚持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还是近乎歇斯底里地要拆,还喊着快快快。我只好去请求区政府跟建委,说好不拆,但一个小时后他们又返回来,我在万般无奈之下叫了110。”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文化发展委员会的刘序盾是舟山定海古城保卫战的主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在那次国内第一例人民利用法律状告政府违反城市规划与建设规则诉讼中,解剖了一个名城破坏的机制。那就是官员为了政绩需要,将政府行为简单化,而一旦与开发商联系上,他们也有这个积极性。”

华新民在一次房展会分发的开发商目录中,无意中发现一家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的主管部门,居然为区文物局,她在好奇与愤怒中,四处收集相关资料,该公司负责拆迁东四危改地区,东起东二环,西至朝内小街,南起朝内大街,东到东四十条大街,总用地达到40.9公顷,原有居民5220户。在华新民提供的一份曾发表在《首都建设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拆迁公告在2001年10月28日突然贴出,两天后召开了一次“形势报告会”,主要为说明该公司代表党和政府来这里工作,连3%的微利都没有。而在北京东城区房地产交易所,公布危旧房改造办公室2001年1月的计划表,却明白显示,对东四地区总占地69.8公顷的改造,以6876户计算,国家欲投资60亿改造,平均每户为87.26万元。

仍以东四危旧改造为例,开发商的货币补偿标准计算公式为:3500元×(1+0.7)×原建筑面积,其中3500元为东四地区经济适用房价格,0.7为拆除成套住宅补偿系数,照此公式计算,一间平房仅补偿7万多元,按照每户平均1.5间房计算,这笔补偿金即使在远郊县也无法买到一套一居室住宅。而就地安置政策也无法接受,哪怕按房改成本价1485元/平方米计算,一居室为50平方米左右,二居室为65平方米,三居室不低于80平方米,则住户需要额外交纳8万元到十几万元补齐房款。这对那些昔日在胡同中,过着不发达但是廉价生活的人们来说,自然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天价。

刘序盾认为:“在北京胡同的拆迁中,开发商如无政府背景,很难拿到拆迁所需的文件。比如在改建南池子的过程中,区政府出具了一次民意调查,说是有600多户同意拆迁,而我们所做的调查显示,南池子总共900多户人家中,有600多户不签字,签字的300多户,多数是强制签字的,私房主无从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很多人被迁移到大兴、顺义、沙河,远离工作单位,需付物业和大量的交通费,我认为穷人也有权住在中心区,而胡同绝对不代表破落的贫民文化,因为文化本身并不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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