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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身体语言

2002-11-13 15:47 作者:王晓峰 邹剑宇 邢慧敏 苗炜 2002年第12期
人们关注和议论上海,看它不断变化的舞台、喧嚣的外表,但很难注意到这个城市的底色,上海市民生活的特质是一个相对不变的潜流,他们也在打量着舞台中央的戏。这出戏将怎样影响人们的生活,裹挟着多少争论和冲突,现在还没有答案

特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平民形象的歌手雪村有一张“定妆照”,他身穿中山装,戴着鸭舌帽,拎着个皮包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那皮包上写着两个字——上海。这是许多人熟悉的场景和道具,在中国的心脏,拿着中国最大的城市出产的皮包,精神与物质的满足有了一个最具体的体现。这个20年前或者更长时间以前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图像并不会很快被遗忘。

如今,这个时髦的旅行场景发生了变化,你要坐着飞机到上海,然后从浦东国际机场乘上磁悬浮列车用7分钟进入市区。这个世界上第一条磁悬浮列车商运线将在2003年初变成现实。

“注意,亲爱的外省朋友……现在我假定你已抵达上海,我假定你站在当年西方大班们站立的外滩边上,你像年轻的卡尔·马克思一样地思考怎么在上海寻找机会……该以何种方式融入这座庞大得有些恐怖、美丽得有些鬼魅的城市。我的回答是:注意细节。……你应该有充分的理由注意你的着装……小心你的袜子……关注你的脖子下面由领带、衬衫、西装构成的三角区……小心你的领带夹……热爱香水……”

我们能在报纸上看见上面的文字,按照作者耐心的提示,这个外省青年会穿着黑色西装、黑色领带、黑色衬衫,袜子和皮鞋应该也是黑色,身上喷了阿玛尼香水,坐到了上海新天地的Ark酒吧里,然后作为一个新雅皮解开领子松开领带,以求“在精致之中必须显示随意”。

这个景象也许有点过分做作,但不可否认的是,你以一个绝妙的商人的样子出没于上海,是世纪之交异常动人的命运。随着经济中心位置的确定,上海以一种商业文化的姿态和北方文化形成了对照。那里的人说“朋友”却不带江湖气息,那里的人不会“翻底牌”,时刻有人会“蹿上去”,那里的人说“帮帮忙”却两不亏欠,那里的人说“关侬啥事”以维护个人的空间。精明和算计被当成上海人的缺点批判了好多年,但这正是商业社会最好的道德。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上海是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城市典范,而一位自豪的上海朋友说他们并不在意艳羡的目光,他说:“解释上海的工作就交给北京人做,我们去挣钱了。”

“香港那里流行一句话是——你多久没去上海了,就好像问别人你多久没去洛杉矶一样。”

戴德梁行的经理陈基强先生说:“这里有媒体炒作的成分,就是所谓‘上海和香港之争’,都是港口、都要做金融中心,似乎上海要超越香港。”

陈先生坐在香港人开发的新天地里接受采访。

这个地方流传的一个故事是,当年改造的时候,担任新天地公关顾问的香港世联顾问集团的董事长林乃仁问一个老太太住户愿不愿意搬走,老太太说愿意去住楼,可还是有一些留恋的,毕竟住了一辈子,曾在这里结婚生子。林乃仁和老太太聊了半个小时。老太太希望林乃仁能给她拍个照,但要他等一会。当老太太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换了一身鲜艳的旗袍,发髻梳得一丝不乱,唇上还涂了淡淡的口红。让人感叹“这就是上海”。

陈基强说:“1999年11月之前,上海的房地产一直在跌,在那之后,上海房地产开始上升,上海的嘉里华亭开盘是8000多块人民币,很快升到了2000美元,也就是增加了100%,香港人喜欢炒楼呀,所以在上海买房子成了一种投资现象。2001年8月,上海取消内外销住房的划分,去香港推销上海房子的就更多了。”

这个在北京工作了三年、娶了个北京媳妇的香港人还来了个“双城记”——比较北京和上海:“我发现上海是一个金钱讲得清楚的地方,北京并不是这样,弄一箱啤酒弄一盘毛肚,也过得像大爷一样。北京的同事钱并不一定推得动他,一个北京同事,租出去2000平方米的写字楼,拿了两万块佣金,他的想法是半年够吃够喝了,我下半个月找他,他已经请假去承德玩了。上海的同事不会这样,他这个月挣了两万块,就会激励自己下个月去挣3万块,再下个月去挣4万块。还有就是上海人好像有更开放的心态,愿意与外面的人接触,我在北京认识个女孩子,她绝不会轻易把我带回家去见父母的,她的父母会想,这个香港小子是不是要占便宜,会不会是个骗子。上海人不这样,他们觉得和外面的人接触没什么不好。”
这种地方差异在个体叙述中总会显得有趣,但宏观看待中国发展中的大城市,它们的共性远大于差异,哪个地方的人不想多挣钱?哪个地方会是“金钱讲不清楚”?哪个地方不把市民生活与经济发展放在同一个坐标系里衡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上海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喋喋不休的话题?

乡村在衰败,中小城市在衰败,而大城市向国际大都会的进发自然而然地成了最热门。“全世界都开始谈论上海了,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实实在在的都市,但不知为什么谈起来又有点说梦的意思。那些为中国说话的人以上海证明中国的成就,那些为中国前途着想的人以上海作为中国的未来,那些厌倦政治的人以上海表达商业文化的先锋性,那些寄期望于东亚和中国的全球体系理论家以上海的崛起预言西方的没落。”

上海提供了多种解读方式并因此更热闹,虽然那里不像80年前呈现出多样化的文化生态,发源各种反叛的思潮,日渐变得单一而优雅。

人们关注和议论上海,看它不断变化的舞台、喧嚣的外表,但很难注意到这个城市的底色,上海市民生活的特质是一个相对不变的潜流,他们也在打量着舞台中央的戏。这出戏将怎样影响人们的生活,裹挟着多少争论和冲突,现在还没有答案。

看不见的潮流

日本鼓手池田美由纪和乐队在上海演出,许多乐队将上海作为全球巡演的一站上海流行什么?几乎所有的被采访者都会异口同声地告诉我:时装。穿在上海是一个“传统项目”了。那么除了时装之外,上海还流行什么?于是回答者开始语塞,结果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听上去好像都是正确答案。

在上海采访时,一位唱片公司的朋友告诉我,他们要在新天地的Ark酒吧搞一个活动,让我去看看。活动内容是由两支上海的乐队翻唱苏格兰一支叫做Travis乐队的歌曲。这种事情要是在北京的话,估计不会有什么人响应,有原装的放在你面前不听,干吗非要听国人翻唱呢。但好奇心促使我还是去了一趟新天地。

在Ark酒吧门口,我看到一些学生模样的人排着长队,当我跟着队伍鱼贯而入,才知道这些学生是今天的听众。放眼望去,这些观众打扮得都很有特点,但就是跟摇滚无关。如果放在北京,这些人早把自己压箱底的摇滚行头搬出来了,会从头到脚摇滚一番,生怕别人看不出自己是个“冲Party”的摇滚歌迷。恰巧在酒吧遇见一个上海东方台的欧美音乐节目的编辑,他向我介绍说:“上海听众喜欢一些旋律优美的音乐,偏商业化一些,现在比较喜欢类似Coldplay或Travis这样既好听又酷的英式摇滚乐。”

虽然那两支乐队的翻唱水平实在不敢让人恭维,但我发现,所有来这里的听众,听得都非常认真,也许,在他们看来,见不到真正的Travis,听听翻唱也蛮好的。上海人喜欢听欧美流行歌曲有一定传统,上海电台是国内最早全面介绍欧美流行歌曲的电台,6年前我就在上海的一家卡拉OK厅看到了最全的欧美歌曲曲目。甚至在上海乘坐出租车,司机放的卡带也是欧美歌曲……但我更想知道的是,上海的摇滚歌迷为什么看上去与街上的其他人毫无区别?

在东方电台主持夜谈节目的主持人叶沙谈到上海人的穿着打扮时说:“上海有流行,但没有潮流,因为上海人见多识广,所以没有能镇得住他们的东西,不会出现万人空巷的现象。十几年前,电视台播放《上海滩》时,确实有一些男孩子把自己打扮成周润发的样子,但今天的哈日、哈韩,上海人只是在这种潮流中追求一些小变化。你不会在大街上看到哈日、哈韩族那些夸张的打扮,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在他们身上都有点这些潮流的痕迹。上海人之所以在穿着打扮上不夸张,是因为他们能很方便、迅速地看到国际流行潮,可以看到更原装的东西。如果你穿一件很夸张的服装,别人不太在意,一旦你被忽略,你会觉得没有达到效果。”上海的歌迷,把听音乐仅仅当成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还有更多的选择,所以不会通过外在来证明自己一定属于哪一类。同样,上海人在穿着上也很忌讳把自己符号化。
其实,上海人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所以在穿着上强调的是自己研究时尚的结果和情调,讲究布料、细节、剪裁和搭配。比如有个意大利人,每次回国后都会带回很多衣服,将衣服拆开后重新做成中档服装,虽然在用料和剪裁上不及原装,但它包含了流行元素,上海人看中的就是这个元素。DV导演程裕苏在谈到上海女孩子的穿着时说:“上海女孩穿衣服,把上海人的特质发挥到极限,她们在穿着上非常讲究个性,灵巧、善变,你乍一看觉不出什么,但是能在细微之处与众不同。而且上海女孩喜欢自己做衣服,花最少的钱同样能达到花更多的钱的效果。”

上海人对穿讲究,但一般都不奢侈,他们买一件衣服的价格标准据说是一个月收入的1/10,超过这个价格再好也不能考虑。上海人对穿衣的标准,一是要质地,二是要实惠,也就是花的钱要达到超值的感受,像北京人这样不管价钱,只管外面效果的追求,在他们看来是“傻大”,是“只要面子不要夹里”。这种时尚标准在话剧演员林栋甫看起来,就是质量,所谓质量就是要尽量使自己喜欢,先自己喜欢再看别人喜欢不喜欢,而不像北京人先要看人家喜不喜欢再看自己喜不喜欢。

导演张建亚认为上海人对生活细节的讲究是要强调自己的品质,这种品质来自半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优越性:“我去过埃及,一个英国曾经统治过的国家,你在跟他们谈事的时候先问你是喝茶还是喝咖啡,你说喝咖啡,他会紧接着问你是土耳其咖啡还是英国咖啡,直到他们搞得一清二楚才会跟你继续下一个话题。被外国统治的地方都有这个毛病,这些都渗透在空气分子之中。所以,上海弄堂口晒太阳的糟老头子都会告诉你西装底下的那个扣子不能扣。”

同样,上海在文化娱乐方面不强调什么明显的潮流。但上海人会告诉你到什么地方去娱乐、什么地方消费是有档次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徐家汇的必胜客曾经创造了其全球几千家连锁店一天营业额最高的纪录,但你不能由此判断出上海人喜欢吃西式快餐,如果你仔细统计,会发现在上海有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40种菜系。文化娱乐业大抵如此,它之所以不会形成什么潮流,就是可供选择的东西太多,在采访时王汝刚说:“在上海,你要什么她就会给你什么。”人们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点很多,所以就分散。拿休闲场所来说,有酒吧、咖啡屋、茶坊和书吧。还有一种说法是:上海是个商业城市,所以大家都很冷静,他们知道如何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因此不会被轻易卷进什么潮流之中。


曾经是“中国时尚报道”和介绍上海历史节目“星期五档案”的编导于其多女士说:“上海人把娱乐当成附加品,他们的选择是多元化的,不会有很多人选择共同的东西,比如在上海搞演出,主办单位就常常担心市场问题。”在电台主持“音乐万花筒”节目的DJ秋琳则认为:“今天的上海三代人,娱乐方式各不相同。外婆的年代,他们的业余时间很丰富,和我们现在的情况很相似;母亲一代由于历史原因使她们失去了很多娱乐的东西,所以现在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我们这一代,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所以给了我们更多的享受空间。70年代出生的人对时尚的追求要得很多,80年代出生的就要得更多了。”

“新天地”是上海的一块疮疤

新天地,略带怀旧的新建筑“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王安忆在《长恨歌》里描述上海的里弄,“后弄更是要钻进人心里去的样子,那里的路面是饰着裂纹的,阴沟是溢水的,水上浮着鱼鳞片和老菜叶,还有灶间的油烟气。这里是有些脏兮兮的,不整洁的,最深最深的那种隐私也要裸露出来的,有点不那么规矩的,因此,它便显得有些阴沉。太阳是在午后3点的时候才照进来,不一会儿就夕阳西下了。”

2001年在淮海路旁、黄陂南路和马当路之间冒出来个“新天地”,这个以里弄为基本元素的3万平方米设计空间,和王安忆所说的可感可知的性感毫不相干。以擅长旧房改造出名的波士顿本杰明·伍德建筑设计事物所花费1000个小时研究上海弄堂之后,对此地进行了一次后现代改造:乌漆大门被玻璃和金属取代,灶台间被垫得齐腰高甚至可以放进几辆BMW,人们坐在石库门弄堂里永远也不会出现的广场上聊天,中共一大旧址还在,不过被边缘化了。

香港瑞安公司花费18亿人民币进行太平桥改造工程,新天地是这个计划的核心部分,在花费巨资动迁当地居民后,新天地的每平方米造价已经达到了2万人民币,发展商对租户提出了“概念”要求,并且要求每个租户的装修造价不得低于200万人民币。如此拼了命地包装起来的新天地堪称一个有着石库门外表的时髦别致的游乐场:每一个路灯都是旧式然而是簇新的,在石库门的门面里有星巴克咖啡、PAO扒面包房、日本彩虹乐队的Ark音乐餐厅、意大利维纳斯冰淇淋店、Xavier服饰店、沙宣美发沙龙等等,各种时髦元素都被镶嵌进狭长的弄堂,旧与新,传统与潮流,怀旧与流行在此地得到了完美的交融。

李欧梵浪漫地称新天地为“一个文化的想象”;许多上海人则不无刻薄地说那不过是伪古典主义,充满香港式的俗气,是公司职员陪客户吃饭、访沪游客热爱的地方——这些游客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有人评论新天地里的La Maison,一个法国红磨坊式的夜总会:“它是那种你想你会爱上,并且已经有点爱上了,到头来却是令你困惑难懂烦闷莫名的地方。”新天地在它出现的时候,信心十足地改写了上海这个城市最富特征的、最底层的生存空间,它被改造成一个时髦社区,非常精致,精致得足够使人产生一种淡淡的疏离感,它不能够真正温暖人心,也没有办法让上海人真正投入进去,尽管它成功地拉起了游客人气。这个略带怀旧的新建筑恰恰提醒了如此的事实:怀旧是文化卖点,同时也是文化缺乏活力的表现——这里已经没有更多的文化可展示了。

新天地娱乐区非常符合现代上海人的审美心理,投资者、香港商人罗康瑞也是一个非常了解上海的人,他知道把新天地改造成什么样子才能吸引来现在的上海人。但是,很多自认为有品质的上海人在谈到新天地时,却总是带着一种鄙夷的口气,他们会说:“这地方是外地人去的地方,闹哄哄的,有啥好啦?”而叶沙认为:“新天地就是上海的一块疮疤。这块疮疤因为现在的上海太浮夸,所以真正属于上海人的许多东西正在丢失,使上海也越来越北方化,越来越粗糙。”有人因此认为,新天地是个没有灵魂的地方,“你在酒吧里看到的人和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一样,在这里,你找不到一种归宿感,它的情调都是用钱搭出来的,不属于它本身的”。

常去泡吧的上海人不会向你推荐新天地。如果你想找个比较洋气一点的地方,就去衡山路,你想找个别致一点的就去茂名路。不同阶层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去处,更年轻一点可能会去红茶坊……比如茂名路上的东海堂、Jazz & Blues,东海堂的装饰很典雅,摆放的旧家具古色古香。类似的还有衡山路上的Sasha酒吧,据说这个酒吧的房子和宋氏三姐妹有关,里面都是些老式家具、老式台灯、藤椅,还有一张原始设计图,这个酒吧隐藏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它之所以藏,是为了张扬。

如果你不喜欢酒吧的吵闹,还有数不清的咖啡屋和茶坊。上海人认为全国上下,真正在骨子里有咖啡文化的也就是他们,“只有上海人是能够从咖啡中真正感觉到味道的,因为上百年来,即使是‘文革’,咖啡的香味在上海的花园洋房里就是没有断过。”一位老上海这么说。而现在的上海,咖啡屋仍是有身价和玩情调的去处。而比咖啡店价格实惠、气氛又轻松一点的地方是茶坊。茶坊在上海也是星罗棋布,比如台湾人开的“寒舍茶店”连锁店,在上海就有一百多家。品种主要是珍珠奶茶,茶店的实惠在于既可以吃饭,又可以提供有档次闲聊的氛围,是上海最气派的茶坊。另外,在上海还有一种书吧,大都是拿钱玩的人多,真正靠它营利的少。最早出现的是“汉源书屋”,这类书吧的功能基本上是上海文化人聚会的场所,比如Read In书吧,经常会有一些诗人、作家在这里办沙龙,每周举办两次活动,悠哉游哉,也是很实惠的广告。

东方电台的主持人渠成说过一句话:“从职业角度进入上海很容易,从心灵的角度来说进入上海很难。”这是所有商业都市的共同点,在商业化背后是一个个互相隐蔽的商业空间。

“上海人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有主宰他们生活的能力。”

——王志文

到上海之后采访的第一个人是王志文,其实无论王志文塑造的形象还是他平时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举止,都看不出他是个上海人。到上海跟他约定采访时间时,电话那边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你能在×个小时后再打给我么。”于是采访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

在一个高档并乱哄哄的餐馆一隅,王志文接受采访,他拿出烟斗,装上烟丝,小心翼翼地摆弄着。
“我很少以地域来区分自己是哪里人,别人说我是上海人,那是因为我在上海出生的,这一点是我不能改变的。其实北京人把我当上海人,上海人把我当北京人。小时候我不喜欢上海,可能是太熟悉的缘故,我周围的人过于算计、精明,把一些我认为不重要的东西看得很重。18岁考大学时,一个志愿是北京,一个是上海,我在15分钟内做出决定,选择北京。可能对我18年的生活有点厌倦,想有个新起点。”

走出上海的王志文最终还是回到了上海。“上海人的生活比较考究,希望能给自己的生活状态找一个根据,给自己的生活找一个说法。一个地方能让你停下来,更多是感情原因。我母亲身体不好,需要我照顾。我不希望把自己的遗憾留在追悼会上。因为母亲平时很少打电话,突然有一段时间,电话多了,我意识到,需要我回来了。回到上海,是否会影响我的事业?到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太在乎了。我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接近我自己,就像塑造角色一样,我是在塑造我自己,我想给别人看的就是我一生是什么。”

近来王志文最大的乐趣是打高尔夫球,他说,当初拍电视剧《黑冰》时,有打高尔夫球的戏,就跟教练学会了,学会之后就放不下了。说到高尔夫球,王志文说:“人生如打高尔夫球,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并一步步解决掉。我今天很高兴,18个洞比以前又少了几杆。我不工作时,主要时间花在陪母亲、打球、聊天和旅游上。明天,我要去日本旅游。”

其实在王志文身上也能体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虽然和上海无关。

“纽约在某种意义上讲不是美国,上海在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中国。”

——孔祥东

早在1993年,曾经见过孔祥东一面,当时的印象很上海,那时他被称为“旅美钢琴家”。这次见他,已经是“孔祥东艺术中心”的老板了。

孔祥东给人的印象是比较豪爽、热情,甚至有时你看不出那种艺术家的气质。他说:“上海有精致传统的地方,但缺少北方英雄般的气概。一个完美的中国人,应该兼具北方人的气概和南方人的细腻。比方说,北方人在欣赏拉赫玛尼诺夫作品音乐会时,会很容易把情感爆发出来,上海人就不会这样。”孔祥东谈到他把艺术学校发展到北京的打算,他喜欢北方的粗线条。“上海在一些细节上比较唯美,北京则有种泥土的气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文化,而上海不能。如果一个外国人来到上海,就以为了解中国了,那是大错特错。”

在孔祥东艺术事业的巅峰期,他开办了艺术中心,实际上是一所钢琴学校,“这时候办学,有种退休的感觉,但我觉得很有意义。这次办学,无异于第二次出国。二十多个图章都是我一个人跑下来的。我希望这个中心的目标是能建立一种科学的教育模式。”

孔祥东说现在学校的老师大都是外地人,“上海能海纳百川,有她埋藏在血液里的自豪感,但是要经营这座城市,仅靠自己不够,需要外地人。同样,学校的管理大部分也是外地人”。

在孔祥东看来,一个艺术家打破他只能从事的艺术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我5岁开始弹钢琴,我热爱的事业希望别人也能热爱,我的公司实际上是我过去事业的延伸,我希望这种教育能产业化,21世纪的艺术家的内涵应该多元化。”

“上海是一个神秘的城市,她没有什么厚重的历史,但这不是说她没有文化,上海总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吸引我,这是我选择上海的原因。”

——任 泉

任泉来自哈尔滨,但他喜欢上海。“以前我想去香港发展,但是到了上海之后,就不想去任何地方了。之所以选择上海,是因为这个城市比较安逸,我不想再动荡了,我在北京的朋友生活都很动荡,但上海不会这样。”

任泉在演戏之余,开了一家餐馆,叫“蜀地辣子鱼”。“其实我的菜馆是东北菜和四川菜。东北菜一般量都比较大,北方人吃饭爱讲排场,就是剩下浪费也不能因为正好吃完而丢面子。但上海人吃东西不喜欢浪费,所以我在菜量上一般比东北菜少一些,比上海菜多一些,慢慢调整。以前上海人比较排外,认为除了上海菜,其他菜都没法吃。我记得以前有个上海朋友,第一次吃东北蘸酱菜时吐了,但他现在到了我的菜馆点的第一个菜就是蘸酱菜。还有,以前上海人不能吃辣的,现在吃辣的人越来越多。”

说到做生意,任泉说:“在北方做生意没底,在上海,谈生意时谈得很细,但之后的许诺非常好,所以在上海谈生意容易谈成。上海人不会乱来,在上海做生意比较踏实。上海是个比较规矩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的乱收费现象,在上海很少见,我在开餐馆就感觉很明显,这是上海的优势。”

任泉说:“以前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说上海人小气,但我接触了不少上海人之后,发现他们内心里是很希望自己豪爽的。上海人之所以不豪爽,其实是跟他们的生活空间有关。以前上海住房条件差,很多人挤在一个弄堂里,每个人的生活空间就变得更小。平时东西该怎么放,都要有一定规矩,否则你就占了别人的空间。狭小的空间抑制了他们的豪爽,所以才会变得细致、斤斤计较。但这同时让他们养成了一个遵守规矩的习惯,小时候遵守小规矩,大了遵守大规矩,这也形成了上海人普遍守规矩的良好习惯。”

“不过作为一个搞文化的人,我在上海还是有一点失落。因为这里检验你的不是好作品,而是物质。”

——吕 凉

这些年演的电影太少了,真正的角色是1995年的《飞虎队》,后来基本上没拍电影。这是因为我太懒了,不愿意离开上海的家。出去拍戏,一个月两个月的我受不了,要是在上海拍上半年一年的也没关系。老婆孩子热炕头嘛。我有时回北京,朋友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天天闹,那种状态能出艺术上的想法,可我年纪大了,对那种生活方式有一定的抵触。

前几年拍的电视剧《婆婆媳妇和小姑》,我不知道能不能改变一下人们对上海男人的印象。一开始这个戏很喜剧化,讲的是1个男人和7个女人的关系——婆婆、媳妇、小姑、前妻、女儿、女同事、以前的情人,后来我意识到这个故事讲的是责任感。丈夫的责任、儿子的责任、同事间的责任。这之前我排过《上海屋檐下》,感受到上海男人的压力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居住环境的。男人在无法改变生活环境的时候,只能在做饭洗衣服上为家庭多尽力。1993年上海就搞过一个“沪上何时出大腕”的讨论,事实上北京作为一个文化中心,出产更多文化产品是天经地义的。不过作为一个搞文化的人,我在上海还是有一点失落。因为这里检验你的不是好作品,而是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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