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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三角变局

2002-11-07 17:15 作者:李鸿谷 2002年第13期
3月,金三角新鸦片上市季节。金三角毒品会不会填补阿富汗所空出的国际市场?这是后“9·11”时代全球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缅甸今年为什么受到国际社会空前关注的真实原因。金三角变局已不可逆转。在这一未来格局即将剧变的时期,更需要观察的是这一地区各利益集团内部的运作实际

缅甸政府正在焚烧毒品

缅甸果敢丫口。3月12日,街市,也即5天一轮的赶集日。

离开缅甸果敢特区首府老街市,经过两个收费哨卡,沿中缅边境南行约13公里,即为丫口。这是一个靠路边的集市,与中国一般乡镇农贸市场没有太大分别。有所不同的是,在这个季节——鸦片的收割期,鸦片买卖主导了这里交易。

在丫口的一个多小时,我的向导三次催促我离开,其中一次的原因是军车与荷枪实弹的士兵来了。这些被向导解释是“收税的”士兵,“他们看见你是外地人,会盘问的”。不过,士兵们并不是来“收税的”,他们要收的是摊位费,鸦片税收有另一套更缜密的方式。一位在此摆摊做服装生意的湖北天门人介绍说:“一个临时摊位,一天收5块钱,当然是人民币。”相比于鸦片交易,摊位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记者观察的时间里,收购者没有中断、等客的现象,以每拽(此处的计量单位,1拽等1.625公斤)2200元人民币的价格计,一个摊位每天的交易额接近10万元。虽然繁忙,交易却并无纠纷,显得正常而有序。

也就在同一天,3月12日,缅甸内政部组织的17个国家驻缅大使金三角缅北地区禁毒考察团开始考察。而果敢特区的老街市,正是他们两天后需要考察的重点地区之一。

参加了这一考察团的新华社驻仰光记者段廷常,在国际长途电话那一端告诉记者,“一周前,联合国禁毒署也组织过类似的考察”。

3月,金三角新鸦片上市季节,也是联合国禁毒署、国际刑警组织以及各国年度禁毒报告出台的季节。这一个月里,金三角地区无论查禁,还是交易,都是最活跃时期。今年稍有意外的事件是,3月9日,缅政府公布了前总统奈温女婿吴埃梭温及4名高级军官政变未遂的消息。到中国云南参加中缅禁毒合作的缅甸警察部队副总监左温准将,随即迅速赶回缅甸。“即使有政变发生,也没能中断你们的毒品考察?”“对缅政府而言,禁毒与对付政变是同等重要的事情。”段廷常解释说。

未遂政变,显然是一个意外事件。无论从国际舆论,还是缅甸国内形势看,禁毒都是这一区域今年的头等大事。年初,“美国之音”与加拿大广播公司到昆明采访云南公安厅副厅长孙大虹,他们最主要的问题是,“9·11后,云南禁毒面临什么样的局面?”而面对本刊记者,孙大虹说:“中国周边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阿富汗金新月毒品在未来世界毒品市场上份额可能的下降,都使金三角毒品问题再次突显。”

联合国禁毒署报告表明:在国际毒品市场,1998年,阿富汗“金新月”鸦片份额首次超过金三角地区,而到2000年,阿富汗鸦片竟占到全球市场创纪录的75%。而这一切,因“9·11”事件以及随后美国出兵阿富汗而改变。云南禁毒局副处长张辉民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醒说:“英国决定与美国一道出兵,布莱尔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是:伦敦街头90%的毒品来自阿富汗。”2月27日,最新的联合国禁毒署年度报告称:“缅甸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占全球鸦片产量的50%~60%。”

值得注意的事实之一是,联合国禁毒署的一个考察团2000年曾实地考察过塔利班宣称的“禁种”情况,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这一年阿富汗鸦片从年产3000多吨下降至94吨。但由于过去鸦片存量巨大,这种下降的效果,直至美国出兵阿富汗,才显现出来。国际市场鸦片价格陡然上升一倍以上。

金三角毒品会不会填补阿富汗所空出的国际市场?云南禁毒局副局长董胜说:“这个问题,‘9·11’后我们就开始了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不惟云南省禁毒局,新华社驻仰光的记者段廷常说,“这是后‘9·11’时代全球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也是缅甸今年为什么受到国际社会空前关注的真实原因”。

3月7日,为期三天的中缅禁毒合作会议在昆明举行。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向本刊记者坦陈:“此次会议使中缅禁毒合作进入更深层面。”这一判断背后重要的事实是,去年中缅合作抓获或击毙三个重量级毒枭,而云南查获的海洛因,也到达空前的8.0459吨,比上一年度上升162.7%。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陈存仪解释说:“这是具标志性的一年。”

中缅合作,对毒品打击的增大,目前得出的结果之一是:记者实地探访发现,今年新鸦片上市价格,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下跌。这与中国国内以及国际市场毒品行情的大幅攀升形成一个高价差,此地毒品面临空前的利润期。云南禁毒局副处长李宜融称:“风险与利润同时剧增,这一地区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候了。”

更大的变数在记者实地采访结束后发生。3月18日,泰国曼谷《邮报》报道说,“美国国务院负责毒品及执法事务助理国务卿兰德·比尔和反恐特使弗朗西斯·泰勒,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做证,第一次指明佤联军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与全世界毒品贸易有联系的恐怖主义组织’。”该报评论说,“这是美国第一次将贩毒团伙定义为恐怖主义组织”。此前,泰国新泰国党副主席布萨·楚蒂库曾撰文称:“在反对世界最大贩毒武装之一的行动中,美国在泰缅边境一线不排除采用军事手段,对佤联军采用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

针对于此,缅甸外交部长吴温昂随即于3月20日发布措词强硬的声明。

金三角变局已不可逆转。过去这一地区仅仅被认为是毒源地而已,而现在,张辉民说:“甚至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在这一未来格局即将剧变,现在任何猜测都未必准确的时期。云南社科院历史所教授申旭说:“更需要观察的,是这一地区各利益集团内部的运作实际。”

果敢老街

阿富汗鸦片数量一度曾占到全球产量的75%我们的三菱越野车开进赵其云的院子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而他院子里还停了两辆皮卡,显然客人并不止我们。

果敢县县长赵其云的家,在老街市双凤区闹市街道上。临街的两幢房子已经出租出去做门面,从这两幢房子间爬一个小坡上来,右侧正在盖一幢两层的楼房。赵后来介绍说这幢楼房花了他60万元;左侧一块相对较大的空地上,又有前后相对两幢房子。赵其云就合衣躺在前面的这幢房子里。

这间屋子看起来更像乡间诊所,在两个相对木床间的木桌上,堆满了或空或满的吊针药瓶,木桌下面还有一个在中国极其罕见的高脚花痰盂,里面全部是烟头。后来记者发现,高脚痰盂是这里大户人家最常见的家居用品。赵其云,瘦、黑,神情散慢。他左手无名指所戴一枚嵌绿宝石的长方弧形戒指,十分硕大,其长度已经接近指节长度。

比我们先到的客人是一位在军装外面套着一件皮衣的年轻军官,他们谈的是一桩生意,虽然是汉话,由于太方言,能够听懂的只是,“招商引资”……年轻军官要求入股,但赵似乎想说服他放弃这个念头。

赵其云所躺床尾,还躺着一个人。后来赵介绍说,他是果敢县副县长。他们两人中间放着托盘、烤灯与烟枪。在赵与军官谈话间,无所事事的副县长从托盘里拿起十多厘米长的粗钢针,将钢针尖头伸向烤灯不断的左右转动,随后戳进一个小塑料袋,挑出一小砣鸦片,将鸦片伸向烤灯。鸦片稍一溶化,即收手将鸦片伸向左手握着的硬云烟烟盒,在烟盒盒面不断地搓捻。如此五六次,那一小砣鸦片被重新捻成纺锤形状。这时,副县长拿起烟枪,将烟枪口与纺锤形鸦片同时伸向烤灯,“哧”的一声,鸦片尖角与烟枪里的剩烟,被火点燃了。屋里升起一股特殊的焦糊气味。副县长迅速收回烟枪与鸦片,将鸦片端正地放进烟枪口,然后从烟枪的吸烟口用嘴吹了吹,证明是通畅的,才将烟枪放回托盘。

鸦片的焦糊气味很难让人适应,我和陪同前去的临沧地区公安局禁毒分局政委黄卫明离开了这幢房子。这种气味,后来在佤邦首府邦康市,一位副总书记家再次闻到,而在那间偌大的客厅里,气味却比赵家浓烈得多。黄感叹,“连副总书记都这样,看来希望是真的不大了。”

走到另一幢房子的走廊上,正在屋子里看电视的一个年轻人起身迎客,他站起来的同时,腰间的手枪露出了枪柄。回头一看,从身边走过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样腰间别着手枪。后来再观察军官与他的同伴,当然都带着手枪。在我的要求下,那个更年轻的小伙子从腰间拔出手枪,让我看了看,“当然是真的”。

在这座城市呆的两天时间里,见过的稍微显得有一点身份的年轻人,腰里都别有手枪,甚至用枪套的都不多。后来去到佤邦首府邦康市,吃饭后向一位同行的女孩说起老街手枪太多,而邦康似乎还好时,她并不以为然,说“都一样的”,随后从她自己的小坤包里拿出一枝精致的女式小手枪。

老街市金象城酒店的服务员解释说:“带手枪,是这里青年人的时尚。”不过,她又补充说,“别惹他们,弄急了,他们也会拔枪的。”在这种背景下,大毒枭刘明与抓捕他的军方相遇,最正常的局面之一就是双方拔枪相向,结果刘明被当场击毙。

很显然,那位年轻军官与果敢县长的谈话,结果并不好。赵其云再次请我们进屋,似乎对他的鸦片稍显尴尬,解释说,“这是用来治病的”。并执意要求我们尝一口,再三推却不过,最后折中的办法是,将鸦片涂在香烟上。这是一支令人感觉恐惧的香烟。赵的家人随后为我们送上来四杯刚冲的饮品,从颜色与气味上看,可能是麦乳精。在来这一地区前,有一位曾经参与此地替代种植的人士向记者描述过他的感受:“这里极富裕的人却有着十分落后的生活观念,有趣的是,这两者结合得非常协调。”

从云南镇康县南伞镇离境,对面就是缅甸果敢特区的老街市。据说高峰时,这里有接近4万人的样子,而现在只有2万多人了。老街金象城开发区的副主任杨忠校说:“就去年一年多,走了1/4。”

同样,也就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与此相邻的临沧地区查获毒品1.4吨。临沧地区公安局副局长王方荣对这一数字的解释是,“创纪录的”。更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些毒品,王方荣说:“70%左右是从南伞(与老街相邻)与河外中缅137界碑两处查获的。”

即使见多识广的王方荣对我们能看见赵其云的鸦片“功课”也是意外的。显然,如果我们不是以不速之客的方式进入赵家与那位副总书记家,这种场景也许未必可以得见。在老街市并不多的街道上,两天时间里,记者曾一点点逛完它几乎所有的街道,但再难寻觅与毒品相关的任何信息。在果敢大庙外,一处当地人指认最集中的鸦片交易地,除了几个零星的卖香摊位,别无他物。贴着的告示称:“接上级通知,此处不许鸦片买卖!违者全部没收。”因此状况,果敢同盟军副总司令魏超仁断然否认这里有毒品交易。

关押在云南看守所的大毒枭谭晓林显然对记者的街头“找毒”不以为然,他说,“谁会轻易让你看到鸦片和海洛因呢?”即使在毒品最泛滥的果敢与佤邦两地,云南警方说:“公开场合,他们对海洛因也是严令查禁的。”不过,谭晓林也解释说,“地方就这么大,谁做什么,大家不都一清二楚?”

这座城市,与手枪同样令人瞩目的是赌场。赌场精确的数量没人能够给出,杨忠校介绍说,“至少超过20家”。赌场里最流行一种名叫“百家乐”的赌博,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参赌的女性至少接近一半,她们手里攥着数千至几万元人民币,非常从容地在不同赌博台选择押牌。这一场景多少化解了外来人对手枪的恐惧。博彩业所占这一城市的“税收”,魏超仁说:“每年接近3000万元人民币。”这大概是除了毒品交易外,最大的现金流场所。

人民币是这里通行的货币,相反缅币倒从来没有见着过。在果敢特区银行的宣传单里,写着与任何一间中国的银行储蓄所相同的字样,“存取自由”……存款利率也与中国完全一样。而且,这里所用长途号码区号竟然是临沧地区的0883,当然手机在这里打电话也同样与中国国内一样。

与中国国内一样的还有街道拉满了横幅,但这些横幅并非广告,而是“祝贺彭主席70大寿”。彭主席,彭家声,是果敢特区政府主席。据说“彭家声的生日在腊月,即春节前。”杨忠校提供的数据称,“彭主席控制了这里80%以上的赌场”。

罂粟花谢与鸦片交易

由云南沧源县永和的167号界碑出境,对面是缅甸佤邦特区的绍帕,从这里到达佤邦首府邦康,大约200公里,但路极难走,我们的三菱越野车用了约7个小时终于走完全程。黄卫明解释说:“在这段路上,可以看到罂粟。”

山民并不介意我们的参观,但是这个季节,绝大多数罂粟已经割包完毕。

割包,是罂粟种植者最需要技术的一道程序。一位山民很热心的拿出他的割刀来,这是一柄由3个刀片并列嵌在竹柄里的割刀,刀片之间有些许间隙。山民的割包程序,看上去非常简单,即用刀尖在罂粟果上划出刀迹,让果汁流出来。这些果汁开始是乳白色,随后变成黄褐色,最后,如果时间足够长,则会变成像沥青一样的黑色,这就是生鸦片了。原汁粘度极高,山民用一种半月型刮刀将原汁刮下,然后积累成团,用罂粟花瓣或者罂粟叶包裹成型,即可上市出售。现在正是生鸦片上市的季节。申旭说:“割包的技术关键在于,割多少刀,割多深,都直接影响出汁量,即鸦片产量。”

熟悉这一地区的专业人士的印象是,“这一带的罂粟种植又比以前增多了”。

罂粟种植面积,是多数禁毒机构考察一个地区毒品最重要的指标之一。美国曾与缅甸政府合作8年,监测这一地区罂粟种植数量,同时他们还配以卫星图片资料,美国今年公布的数据,段廷常介绍说:“(2001年)种植面积157.82万亩,鸦片产量865吨。”

无论中国警方还是中国的毒品研究者对美国鸦片产量的计算方法都有疑义,美国方面是以每亩罂粟产鸦片0.548公斤来进行计算的,但以记者的实际考察所知,丫口卖鸦片的山民说,“最一般的年成,每亩也可以收1拽。”即每亩实际能产鸦片1.625公斤,这与美国算法相差3倍。临沧公安局副局长王方荣说,如果以查获量来推测产量,美国算法也大大偏低。

鸦片产量直接决定这里的毒品现实,自然各方对此都会较真。美国方面在这份报告里还表明:“这一地区罂粟的种植面积比上一年度减少了72.84万亩。”即使如此,缅甸内政部组织的17国考察团仍觉“不容乐观”,段廷常解释说:“按这样的速度,佤邦宣称2005年全面禁种,无法实现。”

美国方面公布的数据,是对2001年这一地区罂粟种植量的判定,而“9·11”后,新一轮罂粟种植已经收获上市,其数量变化显然将对金三角毒品在未来国际市场格局起关键作用。

在果敢与佤邦特区五天时间里,记者曾跑过五个集市,但只在丫口碰上街市赶集日,也只有这里能够实地观察鸦片的交易。

一般自称见过鸦片交易者,向记者描述的收购摊位,都只有“十几个”,而丫口街市的数量,却达到34个。虽然收购者的摊位超过记者的想象,但从数量上比较,驮运鸦片来此的山民马帮的马匹数,却远比收购者的微型面包车数量多。看起来,鸦片交易甚至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收购者一层层扒开包裹着鸦片膏的罂粟叶,更讲究一些的鸦片膏在罂粟叶外还包有若干层棉纸,用细麻绳系好,收购者扒到最接近鸦片膏的那一层罂粟叶后,即将鸦片放进天平秤。其实就是丫口集市,各种物什买卖,使用的秤都与中国一般集市中没有分别,杆秤、台秤都有使用,但惟有鸦片交易用天平秤。与此相配的是,天平秤另一端用的是收购者介绍说的“码子钱”,一种类似中国银元的缅甸旧币。收购者介绍说,140个“码子钱”抵1拽鸦片的重量。一般的情况是,卖鸦片的数“码子钱”,收鸦片的按计算器算钱。不过,称完鸦片并没有直接跳到付钱阶段。买主会用剪刀剖开鸦片,仔细地看过鸦片膏内里的成色后,双手摊开,把握两半鸦片,抬起来送近脸部,用鼻子自下而上深深嗅吸,然后收好付钱。记者在同一摊位观察了五笔交易,买主买下了鸦片,随即有同伴拿走,所以,这里买卖虽然巨大,但在市场上,买主并无鸦片存放。

记者到达丫口时,已接近中午,鸦片交易仍然非常繁忙,但相当部分留中分长发,腰间佩带小砍刀的山民,已经在重新整理马匹驮架,计划离开了。一位能说汉话,自称佤族的青年准备将两袋盐巴(30公斤)系上驮架,他说:“回到寨子,还要4个小时。”除了盐巴,山民们计划运回寨子的,还有玉米种子、咸肉以及种种日用品。鸦片交易得回的现金,在这里流转了大部分。

交易市场令人紧张的除了收摊位费的士兵,还有不着军装却背冲锋枪巡视的“保安员”。不过,就记者观察的一个多小时时间里,鸦片的买卖双方,都显得平和从容,冲锋枪与保安员只算得上这里的点缀。

丫口街市每拽鸦片的基本行情是2200元,无论是卖的,还是买的,都说价格比去年下降了很多。正在南伞执行任务的镇康县禁区毒大队副大队长白光兴说,“去年这个时候最低也要3400元,而前年是价位最高的。”这个季节是鸦片出货量最大的季节,黄卫明说,“大约占一年交易量的60%~70%”,多数种植罂粟的山民全年都指望这一季的收入。

对鸦片价格的高低行情,白光兴分析说,“第一,与鸦片的收成,也即产量相关;第二,与海洛因的通道相关。”这后一个相关因素相对复杂,白解释说,“如果海洛因通道畅通,海洛因加工厂需要的鸦片量就增大,这样就会把鸦片的价格抬上去;反过来也一样。而海洛因通道是否畅通,则与我们的打击力度直接相关。如果打击力度大,通道不畅,鸦片的价格便会下降。”

按照谭晓林对毒品生意的流程描述,其基本过程是:如果他接到了“订单”,会去向海洛因加工厂定货;同样,海洛因加工厂,也会去收购鸦片,开工制造。这一过程,一般只需要五天左右。正常情况,无论海洛因的生产者,还是如谭晓林般销售者,都不会屯积海洛因,“风险太高”。不过,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海洛因加工者向谁收购鸦片?

一直生活在老街的杨忠校解释说:海洛因生产者很少直接向山民收购鸦片,那样风险很高。由此而产生了一批专门收购鸦片,屯积待售的鸦片二道贩子。申旭考察过这一批人,他计算,“从去年的行情看,如果没有100万元左右的资本,很难加入鸦片二道贩子行列”。事实上,是这一批人左右着鸦片的市场行情,他们制定的价格显然更与鸦片的产量相关。而今年新鸦片的价格远低于去年,即使加上通道不畅因素,相信今年产量也会接近或超过去年。

截止3月22日,云南德宏州今年查获入境毒品353公斤,其中海洛因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2%。德宏禁毒支队队长王虎说:“这证明至少目前境外海洛因加工量下降。”与这一入境毒品减少的局面相对应的事实之一是,云南禁毒局处长崔伟告诉记者,“国内海洛因的价格一直在攀升”。如此局面,证明去年云南一年禁毒工作对境外制贩毒打击成效甚大,但这种国内海洛因价格攀升,境外鸦片价格下跌形成的价格差,云南禁毒局副局长董胜说,“价格差所形成的利润诱惑,反倒可能促使犯罪分子铤而走险。”董进一步解释说,“过去由于价差不大,利润走薄,需要大宗贩运,才可能获取超额利润,而现在价差增大,稍小一点的资本介入也可以获取很大的利润。研究毒品,非常值得重视的要素之一是价差的诱惑力。”

佤邦邦康

铲除罂粟从绍帕入境进入佤邦特区,必须经过佤邦联合党总书记赵尼来的大宅子。这座依山势而建,有接近30亩地的大宅子,就在路边,但进院子需要从山下入门而进绕道而上。据说,果敢与佤邦特区很难养猪,猪肉多为中国进口,有意思的是,赵家厨房旁的猪房却圈养了十几头猪。很难由此推测这是他身份的标志,还是他过去在中国生产队当会计时留下的习惯。

拜访总书记赵尼来纯属礼节。坐在藤椅,戴着棒球帽,盖着军大衣晒太阳的赵尼来,眼神滞缓,很难完整地说出句子。黄卫明介绍说:“他1994年因脑血栓而瘫痪,现在已经好多了。”不过,在佤邦首府邦康,赵尼来领导的佤邦联合党五个常委的大幅宣传画像,穿西装的赵仍然当仁不让地排在第一位。

赵尼来领导的佤邦与彭家声主持的果敢特区,事实上都是由曾经的缅共演化而来。郭建初与王浩的《探营金三角》记录说:“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发动兵变,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一个月后赵尼来与鲍有祥也宣布‘起义’。”随后,缅甸与中国边境接壤这一线,由东而西分化出四支地方民族武装势力——佤联军、掸东同盟军、果敢同盟军与克钦新民主军。

金三角毒品演变历史,洛阳外国语学院的钟智翔在专著《缅甸研究》中描述说,“缅甸独立后,经过国民党残部、坤沙和罗星汉领导的自卫队,然后到达缅共解体后的各地方民族武装势力时期”,“(这一时期)罂粟种植范围、种植面积都大为扩大”。传统以缅甸、泰国与老挝三国交界地带为主要位置的金三角,也随之渐次扩大北移。

金三角一带缅甸各地方民族武装势力又经过十多年起伏震荡,目前云南禁毒系统提供的资料表明:主要与毒有涉的是果敢与佤邦特区。有深入分析者向记者介绍说:果敢特区目前已形成与缅甸政府共治局面,而佤邦特区却完全由佤联军所操控。因此局面,从罂粟种植面积看,佤邦逐渐坐大,成为鸦片原料最大的“供应商”。无论联合国禁毒署,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中国的毒品研究者,对佤邦出产鸦片的总量,一般结论是占金三角70%~80%之间。其制造的海洛因,一般分析南下假道泰缅边境的居多,但这种局面正在改变之中;而果敢在种植面积减少的同时,成为海洛因北上进入中国境内最主要的通道之一。

虽然城市面积比老街显得要小,但邦康看起来却整洁有序的多,街道上“按摩室”(一种色情场所)并不少,但都没有老街那样夸张与招摇。当地人仍将这里称为“邦桑”,这是这里的旧名,据说佤联军选择这里后,认为“桑” 谐音 “伤”,所以改名“邦康”。这里最有标志性的建筑仍然是赌场,这是一幢建在城市中心的三层楼建筑。与老街赌场大有不同的是,在这里赌博需要买筹码,而不是现金押宝。在赌场入门处,还贴有告示,“禁止携带手枪与利器入内!”看起来这里至少在公共场合对手枪还是有严格控制。我们后来去拜访佤联军总司令鲍有祥,鲍宅大门也贴有类似告示:“星期二、五上半天会客,星期一、三、四、六、天,全天会客,但客人需要登记,并将武装交由门卫保管。”这种告示措词并不严厉,但相信至少外来人未必胆敢违反。鲍有祥回了昆马老家,我们未能见着,但转身离开鲍宅时,两个戴脚镣的士兵从我们面前走过,他们正扛着锄头准备去干活。没有人敢向我们解释他们犯了什么错误。

邦康城内确实只有一家赌场,多数人解释说这是佤邦开办的,但知情人透露说,赌场也有一个广东合伙人,他与佤邦高级官员合伙垄断了佤邦所有地区的赌场经营权。一位因在邦康对面云南孟边县谈生意而误了过关时间,最后“偷渡”回邦康的四川商人张先生向记者描述了很多这里的实际情况,但一说到佤邦与毒品,他立即中断了谈话。无论是这里的政府官员,还是来此经商的中国人,都相当忌惮毒品这个话题,最委婉的解释说:“很有奥妙的,一般人说不清楚。”相对明晰一点的解释说:“就像赌城一样,这样东西是被垄断的。”
与佤邦人惟一一次谈毒品,是拜访佤邦联合党副总书记肖明亮,他也是邦康大幅宣传画中五人领导成员中的一个。肖正在选调他客厅里那台电视的频道,最后定格在安徽卫视一个戏曲电视片上。显然,他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黄皮夹克里的细格衬衣并未完全扎进裤子里面,一坐下来,腰间皮衣与衬衣鼓鼓囊囊。不过,他说的又是严肃的话题——缅甸内政部组织的17国大使考察团前一天的禁毒考察。对于这次考察,肖说:“你们中国人说走马观花,他们则是坐直升飞机观花。”据肖介绍,这一行有45人参加的考察团在邦康座谈、参观与吃饭,一共两个小时,然后又乘直升飞机去了下一站。肖抱怨说:“我们佤邦要求联合国支持1500万美元禁毒,但现在也只有美国与日本答应出一部分。”这次关于毒品的谈话,仍然没有实质性价值。

在勐古地区入道,最终在木姐做成大毒枭的谭晓林,后来向记者解释过这种被垄断下的毒品状况。在他看来,“勐古与佤邦差不多”——有所不同的是,勐古在2000年再次发生兵变后,被缅甸政府收回管辖。

谭晓林介绍说:“这样地区的毒品制造,控制最严的是两道关口。一是罂粟种植税,罂粟尚未割包前,有关方面就会专门派人下到寨子,一家一户实地测量种植面积,每10亩罂粟要上缴2亩的鸦片产量;另外一道关口就是海洛因生产,有关方面同样会专门派人去加工厂‘上班’盯着产量,而海洛因加工税是‘定税’,每件货(700克)1万元。没有人敢在这上面乱来,如果‘偷税’,会被砍头。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

郭建初也曾考察过这一地区毒品的税收情况,其税收项目、方式、数目与谭晓林的描述大体相似,只是增加了一项,“如果要运出佤邦境外,另外还要收取15%的税费”。

高度垄断形成了财富的高度积累,因此并非这一系统的外来人员要进入,需要非常良好的关系资源,即使如此,仍可能经常反目。谭晓林在勐古曾做大到担任勐古保卫军财政部副部长的位置,但后来仍被迫离开勐古,其间原因,谭向记者承认与关系失和相关。
从目前局势看,佤邦除开几个关键领域高度垄断外,其他领域似乎在逐渐放开。

一位在佤邦政府部门任职的云南人黎先生(化名),自述1999年才来到此地。他解释这种选择很偶然,“与佤邦一个县长一见如故,因此便到了这里”。有更知情者介绍说:“选择这里,特别是能够进入政府部门,因为‘找钱’更容易。”黎先生介绍说:“这里的一般官员每个月工资是20元人民币,20公斤大米,另外一年两套军装。级别更高一些的,则有300多块的办公费补偿。如果是军人,则每个月是30元钱,其他一样。不过,政府部门官员允许经商。”

在此经商11年的四川人张先生证实说,“1999年开始允许官员经商的”,不过,他又补充说,“这并没有正式的文件”。

面对记者“你现在算中国人还是缅甸人”这样的问题,黎先生并无意回答,只是说,“这里的机会更多”。他坦陈与他有同样想法的人也很多。

结构的松动,使这一地区财富的积聚与转移呈现一种新的面目。

财富聚散

虽然有超过3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魏超仁向记者谈及有关毒品的内容仍然十分有限。魏是果敢同盟军副总司令,同时兼任果敢特区公安局局长。3月11日的这次采访,最开始的话题是魏超仁告诉我们缅甸发生了未遂军事政变,这还是记者首次得到这一消息,显然魏更乐意就这一事件深入,他一一细算政变的参与者与他们的身份与背景……由此展开,并最终推导出他的结论是,“缅甸的问题看起来是毒品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

今年50岁的魏超仁显得精明能干,叙述也足够从容不迫。他自述15岁即当兵打仗,当然是与政府军打仗,一步一步走上副总司令的位置。有对果敢地区政治结构深有研究者称:魏目前在这一地区权力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缅甸问题专家钟智翔在昆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根本上看,缅甸地方民族武装,特别是果敢与佤邦,与缅政府虽然达成和解,但彼此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魏超仁指责说:“(缅政府)说我们是特区,既无原则也无框架,在他们的军事地图上,我们这一地区仍为黑色与灰色,意思是未解决地区。”如此情势,以“政治问题”覆盖毒品问题,可能隐含的另一逻辑则是:缅政府对地方民族自治并无诚意,民族武装必须要保持足够武装能力,而这一地区并无其他资源,毒品是惟一的选择。在民族自治的标志下,毒品的“合法性”被确认。许多毒品研究者对这一地区相对一致地描述是:“以毒养军,以军护毒。”

魏超仁并不讳言果敢地区曾经的动荡:1989年彭家声在此脱离缅共宣布独立,稍后部下杨茂良杨氏兄弟发起政变,用武力将彭赶出这一地区,后来彭家声再次夺回果敢。果敢在杨氏兄弟主持之时,秉持的就是这一理念。王方荣回忆说:“杨氏兄弟贩毒之猖狂,是罕见的,1994年,杨茂良的弟弟,果敢县副县长杨茂贤在云南被抓,成为中国方面处决的第一个缅甸大毒枭。第二年,临沧警方又抓获了更大的毒枭——果敢同盟军副总司令李国鼎。此后,果敢方面才在表面上不再像过去那样猖狂了。”杨茂贤与李国鼎,都是王方荣亲自带人抓获的。

另一层因素也促使这一地区“军毒一体”发生嬗变,彭家声最后夺回果敢,缅甸政府军也同时介入这一地区,形成“共管”局面,这多少抑制了地方军事系列大张旗鼓有规模的毒品制造。但是,有研究者向记者分析说:“缅甸政府目前仍然很难介入佤邦地区。虽然无论果敢特区还是佤邦特区,其政府在公开场合都是宣称禁毒的。”

“政治问题”是缺乏政治资源也缺乏经济资源的弱势政治力量最乐意谈论的话题之一,不过,云南社科院研究员张光平提醒记者注意,“弱势政治力量以诸如‘民族自治’口号为号召,很容易让人忽视其政治团体在聚财过程中当权者个人的财富聚敛”。总结金三角历史,申旭说:“毒品从最早开始,其为个人聚敛财富的秉性就没有改变过。”

采访魏超仁,是在他自己开办的金象城宾馆里进行的。从内部设备上看,这一宾馆只相当国内一般招待所的水平,不过各项设施倒是一应俱全,有舞厅、桑拿与赌场。魏超仁因其公安局长的身份,在国内时,有关方面协助记者重点联络的采访对象就有他,但到了果敢两次拜访未遇。在他那占地7亩,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的大宅里,恍如隔世。在果敢与佤邦两地进出高级官员大宅,基本印象是断不可用“别墅”来形容。魏宅那巨柱回廊里,并排放满了木制大椅,当然椅子之间同样有高脚痰盂,房前有接近操场般的大空地,这样的结构更像是用来阅兵的。记者采访时曾问魏超仁,他的宅子是不是这里最豪华的,对此问题,魏无意作答。后来有知情人透露说:“更气派的是彭主席新建的宅子。而那位叫赵其云的果敢县长,在这里算没钱的了。”

除开副总司令与公安局长两职,魏超仁目前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开发金象城区。并不大的果敢老街,现在被分成了五个区:金象城、双凤城、杨龙寨、东城与双鹤。这五个区的开发,杨忠校介绍说,“魏超仁副总司令负责金象城,彭家声主席负责双凤与杨龙寨,刘明与刘阿宝负责东城,白所成副总司令负责双鹤。”这种开发,有知情人说:“就是以个人之力修路盖房,当然重要的是有能力‘招商引资’。”在佤邦南登做建筑的四川人唐先生曾跟记者感叹说:“到了这里,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人治。”当然,记者接触在此做生意的各色人等对此局面并无太大抱怨,毕竟针对个人与针对机构相比,前者“成本”要小得多。

这样类似“承包”性质的开发,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不方便,几百米就隔着了另一个区,通过其间便需要交“花杆费”,每次十元人民币。划区开发,其背后的利益分配却远不如设卡收费那样来得简单明确。杨忠校介绍说,“魏副总司令在自己开发区的金象城宾馆的赌场并不需要交税,但他在双凤城里的‘三鑫’娱乐城(赌场)则要交税,交给果敢特区财政部。还有一个副总司令在双凤城的娱乐城同样向财政部交税。”双凤是老街最繁华的闹市区,此处集中了绝大多数赌场。知情人介绍说:一般行情,一个赌场去年每个月须交10~13万元,今年由于生意不好,下跌到5~8万元,按此推算,这一地区每月“税收”累加接近百万元之巨。魏超仁在跟记者细数此地的“税收”,除去博彩税,还有一个主要的税收来源是进出口税。知情人说:更准确地看,是进口税。此地出口并无什么内容,而烟、酒、日用品等等,绝大多数是从中国进口,其中“税收是非常大的一笔钱”。这些,“都由个人收取,并非财政部收取”。佤邦的一位官员曾向记者比较过果敢与佤邦两地表面上的不同,“佤邦人‘找钱’不像果敢人这么直接,多少在前面还有一个部门做掩护。不过,实质都差不多。谁的官大,自然谁的钱多”。

当然,被观察到的收入巨大,而支出同样也无可忽视,军队、政府官员薪资以及各项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投入等等。相对麻烦之处在于,更精确的收支考察并不可能。这种操作的个人性与私密性,使真正的资金流转永远退隐于铁幕背后。

申旭曾考察过佤邦的资金流转情况。他向记者分析在那一地区相对引人注目的两个项目:烟厂与啤酒厂。“这两样产品,由于设备本身并不先进,而制造与营销也缺乏专业人士,所以整个成本就抬高了许多。香烟往北走,有云南的烟,他们比不过,而且香型与云烟不同,不适和云南人口味;往南走,缅政府拒绝进入。最后只能在当地销售,这能够有多大的市场呢?啤酒的问题也是一样。”记者在果敢接触的情况与此相似,魏超仁就向记者很强烈地抱怨说,“我们的产品,比如烟,就不能南下啊!”

因此现实,无论佤邦还是果敢地区,过去积聚的资金会更多地投入技术与管理要求都不太高的娱乐业。但一般而言,申旭说他接触的高级官员也都喜欢赌几把,这一爱好“很容易聚散打平(投资赌场的收益与支出持平)”,“因此,钱在这里很难‘洗白’”。

毒枭谭晓林的主审人,云南禁毒局处长王其华与助手张润生曾告诉记者,“谭晓林交代说他输过最多的一次是1000万元。”后来记者见着谭晓林后,曾向他证实是否有此事,谭没有否认,他承认自己“好赌”,还说多数像他这样的人都如此,“当然也不是没有赢过,但总体算下来,是输多赢少”。有意思的是,谭对此颇有感叹:“都说我们弄毒品的人是在赌命,但大家还都这么好赌钱,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仅谭晓林交待的个人毒品收益就过亿元,但他向记者叙述的其他投资项目,几乎没有盈利的。

钟智翔分析说:“一般而言,毒资不会在毒品上滚动投入。多数时候,当事人都会通过流转与投资寻找另外的增值机会。”不过,深入研究者相信,就这一地区而言,通过再投资将钱洗干净的机会相对有限,即使惯性动作,也很难轻易放弃毒品。

毒枭空间

下到山寨收购生鸦片在果敢,大毒枭刘明留下的痕迹实在是非常之多。我们离开老街,到达果敢另一城市清水河,由此进入佤邦的南登。在大约40公里左右的路程中,此行采访的指导者、临沧公安局禁毒分局政委黄卫明不时地指着一片片林园提醒记者说,“这是刘明的橡胶林”,“这是刘明的咖啡林”……那连绵数座山的林园,每片看起来最少也超过千亩以上。即使到了佤邦境内的南登,也有刘明的林园。

在果敢划区开发的版面上,刘明与一个叫刘阿宝的人负责东城开发。东城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是一座禁毒纪念馆。这座禁毒纪念馆是以刘明为主投资建设的,王方荣说:“刘明的投资超过一半。”大毒枭建禁毒纪念馆,这多少令人感觉奇异。

刘明,中国警方向缅甸方面通报、希望缅方协助抓捕的大毒枭之一。今年1月28日,缅方军警再次抓捕过程中,刘明开枪拒捕,被当场击毙。

在果敢老街采访,刘明也是一个很难深入的话题。被击毙时,刘明的身份是东城开发部副部长(部长为果敢同盟军一位副总司令),同时兼任果敢同盟军财政部副部长。杨忠校说:“如果没有主席与总司令一级的人物亲自给他打电话,一般人不可能见到他。”即使魏超仁说起他,也推辞说,“我真的不熟悉他”。与这种神秘性相伴的传说之一是,“他的脾气很臭”。一个与魏超仁也熟悉的建筑商希望魏出面说说情,让刘明将欠款给他,魏亲自办了这件事,并让手下带着这个建筑商去找刘明,结果在刘宅里,刘反说别人欠他的钱,当着魏手下的面,痛打这个建筑商,后来验伤的结果是耳膜破裂。钱当然没有讨回来。即使有“魏副总司令”的面子,事情也没有任何结果。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我也只能劝劝他”。有知情人分析,“刘之所以如此无忌惮,关键是自恃靠山足够强大。不过,他这样过分,搅乱了整个利益集团的平衡,最后当然下场很糟。”

今年43岁的刘明,1992年前后才从云南进入果敢老街。离开中国前,他因“拐卖人口”罪而被判刑。仅10年,从一文不名做大到“对中国威胁极大的境外大毒枭之一”,其间过程值得注意。

从时间上推算,刘明进入老街时,正值彭家声与杨茂良杨氏兄弟争夺这一地区霸权时期。知情人分析说:在这一时期军事系统对毒品的控制比较松懈,进入其中也相对容易。碰巧的是,王方荣说:“刘明结识了一个叫罗秀菊的缅甸女人,然后结婚了。”对罗秀菊而言,这是她的二婚,她第一任丈夫系佤联军驻果敢的一个负责人。罗刘结合,王方荣说,“至少启动资金问题得以解决。”由此起步,刘明越做越大。大到什么程度?王方荣说,“在果敢一带是首屈一指的”。

罗刘关系显然是研究刘明相对关键的要素。不过,王方荣提供给记者的信息,却揭示毒枭操作毒品的特殊习惯。“罗秀菊当然也做毒品,后来刘明才慢慢接近她的水平。虽然他们结婚了,但在做毒上面,是分开的,各是各的账,分得很清楚。”据说后来刘明与罗秀菊又分居了,他们的关系,董胜说,“很难用中国人的夫妻关系来类比”。比较而言,不尽准确的描述,刘罗关系更类似“合伙人”。
董胜比较谭晓林与刘明,说,“与谭晓林相比,刘可能算不上‘大’毒枭了。”虽然刘明在果敢老街,而谭晓林在木姐,两地相距遥远,但谭晓林告诉记者,他认识刘明,“都是这条道上的,彼此很难说不知道”。

都是10年左右时间做大,同时也都娶了缅女为妻,谭晓林与刘明相似处不少。他们在做大过程中与当地权势人物的关系,是非常值得琢磨的,这事实上决定了他们的空间大小。中国警方对此拒绝任何信息透露,“这将涉及太多仍在位的重要人物”。即使与谭晓林讨论这一过程,谭仍三缄其口,他自称的原则是,“我不出卖朋友的”。不过,谭仍向记者叙述了这一过程的一般规则。

在勐古时,谭晓林每年需要向勐古保卫军上交10~20万的“军队捐款”,“当然都是他们直接来收的”。后来谭搬到了木姐,“军队捐款”就变成了“拜佛费”,数额则更大(推测这与谭“生意”做大直接相关)。比较麻烦的是打仗,“先是杨茂良与彭家声打,后来又是孟撒拉与杨茂良打,最后是孟撒拉与李尼门打”,打仗各派都会向谭晓林一类“知名人士”拉款。即使最早的那一仗,谭晓林还未做到足够大,拉款的基本数目是100万元。谭晓林说,那一仗,他因为害怕跑了,“所以没有出这笔钱”。不过,后来的几场战争,有知情人说,谭向双方出资都在百万以上。除此之外,谭晓林说:“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在你的生意里占干股。”记者在果敢佤邦采访,知情人分析说,2000年底勐古兵变那一仗后,很多人就离开了这一地区,这种离开可以解释的理由之一是,“拉款额越来越大”。

与重要权势人物的关系,因钞票数目的大小而决定了近远。“其实军队都是他们自己的,还不是向他们个人送钱。”

谭晓林案的审讯人张润生向记者透露:“我曾一笔笔算过谭晓林的收益,而且还只是从他自己交待的毒品计算的,同时我也算过他的支出,支出还包括他赌博输掉的钱。收支相抵,有很大的差额。谭晓林自己不愿意说这些钱去了那里。”说到这里,张润生双手摊开,往前送伸,“我推测这几千万都送出去了”。

记者在老街时,曾五次经过刘明大宅,但最终也没有下车走进紧闭着大门的刘宅。临街的刘宅,知情人说“有八亩多地”,与其他宅子不同的是,他高约4米的围墙上还拉有铁丝网,即使从街外看,宅内高大树木也是不少。黄卫明介绍说,“刘明自己养了一支100多人的武装组织”。后来从刘宅搜查出手枪、冲锋枪以及火炮。有此装备,王方荣说,“刘明猖狂到甚至收集中国缉毒官员的情报,准备搞恐怖活动”。

刘明、谭晓林能够产生的空间,有知情人向记者分析说:仅仅注意到新生代毒枭用金钱解决与权势人物的关系而获得生存空间,可能是不尽完整的。在中缅禁毒越来越严厉的格局里,那些更被注意的“知名人物”,通过这一行来牟利需要越来越高的技巧,这中间就必须需要刘明、谭晓林一类的人物进入毒资循环链。这是一种相互需要。

即使如谭晓林这样的大毒枭,有意思的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竟也不断选择“腐败”这样的字眼来概括他并不愿意直接透露的事实。
去年7月,记者在云南采访时,云南禁毒局副局长董胜就预言,“这一地区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美国方面对佤联军“恐怖主义组织”的定性使这种变化迅速变得清晰明确。这一期间,记者曾尝试联络学界、军界与警方各方人士,但结果都出言谨慎,未来难以描述,但可以肯定的是,“曾经的金三角将会被大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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