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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

2002-11-05 11:15 作者:李伟 邢慧敏 2002年第15期
王小波就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他后面倒下的有很多、很巨大的东西,但这是从他开始的。

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23岁的宋广辉在人民大学新闻系读四年级,去年2月他在“西祠”开辟了一个论坛——“王小波门下走狗联盟”,至今已聚集了1000多铁杆拥趸,每天都有近10篇原创文章帖子。在给记者发了六七篇稿件后,他顶着大风和沙尘来到了杂志社,告诉记者他们下周末要搞一次纪念聚会,在万圣书园,请了学者和若干媒体,此后还会去扫墓。之所以自称为“走狗”,典出自郑板桥的一枚闲章——“徐青藤门下走狗”。“我喜欢这种温和的态度,这是对前辈的尊敬。”宋广辉有些虔诚地说。他们每年都搞征文比赛,去年的奖品是老网友集资买的两套《王小波文集》。

大学时,刘品良坐火车回家,半夜提起王小波,对面的女孩也说喜欢,“那姑娘长得丰满,我就叫她‘王大波’。下车时我说,‘有机会敦伦伟大的友谊’……”刘品良站在楼道里和记者回忆往事,他今年30岁,“那时我踩着阴暗的楼梯,忍受多年的腐味,上到五楼过期报刊室,在一张桌子堵住的门口填票查书等半天,把图书证押下,才抱着一年的《花城》杂志合订本。走回三楼亮堂的自习室,喘一口气,有点兴奋。我是个文学青年,由于性格的原因,不好意思承认。”所有王小波的拥趸都清楚记得第一次阅读时的震动,他们形容仿佛就是一次朝圣,而兴奋的人互相引为知己。刘品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成都,“当时李银河来演讲,我的第一篇稿子就是《李银河蓉城谈性》。我鼓足勇气走到她面前:‘我们尊称王小波为大哥,请允许我叫您一声大嫂……’由于紧张,没注意李银河脸上的表情,呵呵,酸死了。”
90年代的王小波就像80年代的罗大佑,他的书在被窝里翻成了“咸鱼卷”,在课桌底下互相传递,最后往往被“看没了”。那些大胆直白的性描写,以及对自由和智慧的天然向往,就像垫在心里的一层泥土。王小波在5年前就死了,但他还是开出了一份名人录和一张必读书单。比如莫迪阿诺的《暗店街》、杜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罗伯·格里耶的《窥视者》、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罗素的《自由之路》、《幸福之路》和《西方的智慧》、卡尔维诺、福柯、达利还有杜尚……许多人沿着王小波的阅读轨迹去阅读,比如看《数学原理》,甚至在网上注册了这个ID。罗素、图尼埃尔,这些人很快过去了,但是很多门却因此打开。应该说,福柯、罗素、达利、杜尚,他们从文字、思想、状态都比王小波要高好几个层次,但我们为什么特别不能忘怀这个人?

王小波就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他后面倒下的有很多、很巨大的东西,但这是从他开始的。

“猪”的自由选择

张华问记者,“1999年前的夏天你有没有去过深圳?无数人下了火车直奔深圳体育中心,那个偌大的体育场挤满了找工作的人。每个人都在里面流汗,挤呀挤……”张华现在是北京《京华时报》的体育部主任,今年26岁。

那年夏天他从湖南师大跑出来,不愿去当老师去换城市户口,想要自己安排生活。他先去深圳找工作,招聘已经快结束了,后来他独自跑到《深圳特区报》大楼,“保安问我是不是约好了,我撒谎说是,他就让我进了。负责招聘的领导让我看了其他人的简历,中山大学的、复旦大学的很多名牌院校……后来我就走了,然后去广州去上海。在上海我一个熟人也没有,只有以前的一个女同学的男朋友,我就寄住在他们家。我给东方电视台体育部主任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没有进人名额了。后来我就跑到北京,在一次招聘会上,我给一家杂志当场翻译了一篇足球文章,就被录用了。”

“插队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人来管,这两种动物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他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层次很次,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他们的生活作了安排……”王小波给这一代人树立了一只伟大的猪,那个长着獠牙的家伙成为一个性感的标签和行动的力量。

要是没有王小波的思想,张华可能不会走这么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1995年他在湖南师范大学读英语系,“我有两个志向:当律师或当记者。我爸是法官,说你就别当律师了。我想去北大、人大读新闻,但我们家庭很传统,父亲不同意。我就报了最近的师大,没想到被师大提前录取。”师范院校的管理尤其严格,每天晚上11点都要查铺,早上都要晨跑。张华是体育委员,不得不催着大家去跑步,有点违心感。张华讲了件军训的事情:毒辣辣的太阳底下,大家像电线杆一样站着,没有人吭声。张华冒出了一句,“这两天都把我晒阳痿了”。声音很大。教导员站在他面前狠狠盯了半晌,“后来同学们说,他一定是以为我有什么背景或后台才敢这么大胆。实际上就是顺口说的,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学生有自己的权力体系,那就是学生会。有一次学生会换届,从11个候选人中选10人,张华认为这不够民主,他在选票上写了一个名字——刘德华。“我也参加过一次竞选,主要是为了和一个学生小官僚竞争。事实上我得票第二,系党委书记最后权衡了一下,给我安排了一个边缘职位——体育委员。”

青春的逆反只是一个朦胧的主张,当它被“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重新标记后,便成为一种疯狂的力量。它象征着个人终于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可以实践自己的计划和主张。

“我们师范院校,本来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进一所学校教书,然后拿到城市户口,然后按部就班地在这座城市平庸地消失。我的很多同学都是这样的,但我知道很多人后来挺痛苦。”张华说,“我想,第一我当不好老师,第二我还是想做新闻,最直接的触动是一个生命消失了,一个身边年轻的生命。我终于想明白了——明天我也可能被汽车撞死,但我不能再接受别人安排的生活了,这已经二十多年了。”

在“猪”以后

只要足够胆大,足够“没心没肺”,作为对传统体制故意反叛的“特立独行”完全可以转向张扬与任性的“随心所欲”。不用刻意与风车作战,只要不在乎,完全可以过几年没有风车的日子。27岁的贾布就是这样,她是上海的自由撰稿人。

二十多年前王二还在豆腐厂里爬烟筒,躲避“老鲁”的追逐,现在贾布已经非常坦然地光着脑袋在街上走了——“我想剃光头,趁着不犹豫的时候赶紧动手,帮我剃光头的理发店女孩比我还害羞,似乎要剃光的是她。年轻就是拿来挥霍的,这对我个人有意义。”当然也没人站出来说她不对。

贾布一年多没工作。“我爹是个失败的文学青年,现在是文学老年了。我不可避免地要被培养成一个文学青年,复旦中文系毕业,毕业后削尖脑袋钻进了《青年报》。”贾布认为那是一个失败的开始,“几乎总是完不成任务,濒临于下岗边缘。没有人能理解我去上班的痛苦,并不是人事环境上的问题,和领导私交也很好。只是我真的不想再上班了,一进办公室就气闷、压抑,尽管那个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可干的。如果我是个50多岁的妇女,混混日子打发时间,就退休了也无所谓。我真的认为很无聊,没有办法投入,写出的每篇稿子都很烂,编辑看我的稿子就觉得怎么把这个人弄进报社来了?!”

没有要死要活的抉择,贾布很容易就辞职了,当自由撰稿人,一个月写两万字,每月有四五千元,但有时一分也没有。“按说我应该压力很大,但是我没有。我属于没心没肺的一个人。很舒服。”贾布说,“我对生活的要求并不很高,四五千元在上海能过多好的生活呢?有钱就跟朋友去喝喝咖啡,没钱就呆在家里,睡觉总是不花钱的。我没有什么奢侈品,不打扮,每天穿著睡衣在楼道跑来跑去。我住在画家村,月租300元,很便宜。这里的人全是穷光蛋,穷开心,年轻的时候我喜欢这种生活。当然这里也有富人。我们几乎是天天在一起吃饭,非常共产主义。当真的是没钱要穷死掉的话,也饿不死。敲别人的门说我没钱吃饭,你给我做顿饭吃,我一点羞愧的感觉都没有,非常理直气壮。”

“上大学时候,我被一个妓女嘲笑过。当时我去旅行,和王小波一样的状况,钱很少很少,但是想尽量去很多地方。那时在大连,我住的是最破的小旅馆里最差的房间,服务员态度非常恶劣。早上出房间时候,看到一个妓女在一个男人的房间里梳洗打扮,拼命往脸上涂胭脂。她用很同情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我当时特别受不了……王小波说,‘学生是穷人里最趾高气扬的一种,虽然穷,但是前程远大’。这话一直支撑着我。”(本文部分内容由创策同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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