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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2002MBA班调查报告

2002-11-01 15:16 作者:李伟 2002年第44期
人大2002级MBA共招收337名学生,分为5个班。10月24日至26日,记者对这个重新回到校园的群体做了一次实证调查

MBA对于职业转型是一个助推器

今年9月后,林风自动向老板申请提前半小时打卡上班,从原来的9点挪到了8点半,同样下班也提前到了5点半。林风在位于东直门的一家证券公司上班,这样,每周一、二、五、六、日,他可以从容离开办公室,赶往人民大学,晚上6点半的课不会迟到。林风今年考上了人大MBA班,时隔5年后重新回到课堂,时间变得非常紧张。“我每周要有4天的晚饭是在地铁上啃面包,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没时间看,大多也是在地铁上完成的,晚上回家后已经11点了,脏衣服都没时间洗。”林风对记者说。这样的生活他要坚持两年。

人大2002级MBA共招收337名学生,分为5个班。10月24日至26日,记者对这个重新回到校园的群体做了一次实证调查

基本数据

人民大学2002级MBA共招收337名学生,分为5个班,其中F2班为脱产班,其余4个班为非脱产班。由于数据量较大,记者从中抽取了177名学生的资料进行数据分析。

由于MBA的报考门槛是三年工作经验,所以学生中年纪最小的是1977年出生,1999年大学毕业。MBA学员年龄分布非常有特点,平均年龄27.9岁,其中1974~1976出生的占大多数,占到60.7%。如果画一条曲线,1975年是波峰,1975以后段下降平缓,而1975~1969段则下降幅度则非常大。所以,尽管MBA是一种以工作经验为基础的教育,但考试仍是一道至关重要的障碍,离开学校越久考试能力往往下降越快;而从另一层面看,工作4~5年后,继续深造的渴望往往也越大,同时变革职业生涯的想法也愈发强烈。在177人的资料中:国企:77人,占43.%;外资、合资企业:21人,占11.9%;私营企业:32人,占18.1%;政府公务员:5人;研究单位1人;自由职业:1人;辞职:32人,占18.1%。从以上统计中可以证实,MBA并非“经理俱乐部”,外企员工也不是主力军,除了外企本身管理方法比较先进外,外企也有比较完善的培训机制和上升空间,工作紧张而报酬丰厚,因此继续深造的机会成本也较高。与此相对应,国企员工的比例相当突出,达43.%,这同样与国企内部的管理方法有明显的关系。

从行业划分上看,在职人员中金融(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从业者最多,占到14.5%,然后依次为IT业(包括通讯、网络、软件)占10%;公司财务、营销和工程技术各占5%左右,而实际在管理咨询公司工作和在公司管理层的,分别仅有2人和4人(在职人员的样本数为142人)。总体上,MBA学员基本为专业技术型人才,在人文、法律、教育等软科学领域的人员几乎为零。并且MBA学员都希望依托本行业进入经营与管理领域,形成金融—管理、财务—管理、工程—管理等发展方向。

未必如意的职场

人大MBA的5个班中F2班是脱产班,又涉及到从原单位调户口,所以这个班上的成员基本都已经辞职。
胡仁就是其中之一。胡仁1974年出生,1998年毕业于某铁道学院,毕业分配至中铁某工程局计划经营部工作,从事工程招投标,工作经验4年。“其实我很早就盘算着怎么离开这个单位了。”胡仁对记者说,这几年的工作令他很痛苦,国企的种种弊端让他无法忍受。胡仁在大学的专业是“供暖、通风、空调专业”,属建筑的内部工程,他所在的公司主要做的是桥梁、隧道公路的建设,行业差距并不是太远。第一年主要是下工地,属于生产工艺实习,此后几年做了较多工程的预算与决算。“我接触的很多项目,做预算时都是能赚大钱的,但后来决算的时候却亏了。”胡仁对记者说,“为什么?里面管理的漏洞大了,比如质量管理,有些路段不合格,最后不得不返工;再比如材料管理——‘掐钢筋’,钢筋有用5米有用6米,如果两个5米一掐,剩下两米还有用,但往往是一根钢筋截成5米和6米两段,什么原因?因为工头可以把1米的钢筋头收集起来卖废铁。”胡仁对这个工作环境非常绝望,“1984年兵改工,我们公司的前身就是铁道兵,领导也都是1981、1982年入伍的,公司中老乡观念、上下级观念极为深重,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人微言轻。我当过一段技术主管,后来发现不是说话的内容而是说话的方式决定了结果,很多人际关系是我考虑不过来的。这样的国企比一般的国企还积重难返。”

高成虽不是脱产班的,但也把工作辞掉了。他今年25岁,是踩着3年工作经验的底线进来的。“我在去年9月份准备考试时就辞职了,在社会上呆了3年,但工作经历只有两年。”高成学的是化工,辞职前在上海做过两份工作,先是在一家新加坡的橡胶公司做销售,10个月后跳到一家隐形眼镜公司做企划。“我学的是工科,但我比较喜欢和人打交道,性格外向,老板就派我做销售。我的工作就是走访客户,主要是轮胎公司,跟他们吃饭聊天,侦察他们的意图,如果有采购的可能就抓住机会。但当时公司在青浦县交通不方便,一周还要上6天班,而且这家公司是那种家族型企业,老板是闯南洋的福建人,公司的要职都被他的亲戚把持了,不管有没有本事。”高成说,他在第二家也发现了很多管理问题,“比如说我们企划经理认为外面调查公司提供的数据不准,就把代理商请来发问卷做调查,而我认为,代理商只会说好话而不会说坏话,更不准。实际上,最后得出的结论竟是我们仅次于博士伦,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二!更让我灰心的是公司的研发机构,公司1999年成立就没做过一件新产品,只有5个人,资格最老的是1998年大学毕业,研发经理有一次跟我侃他的‘本事’,‘一年50万元的经费只花了30万元’……另外我的两个上司也才30岁,我很难有提升的机会。”高成去年9月辞职,“没有心情工作,考MBA是一个临时决定”。

“工作得顺风顺水,有钱赚有车开,标准成功人士还会去读什么MBA吗?”林风对读MBA有一种更为灰色的体会,“我的上司是MBA,在我们证券这一行MBA是个敲门砖,我就是需要一个文凭。”林风1997年毕业于人大国际经济系,在证券评论界小有名气,是几家刊物的专栏作家,“像财务分析,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根本不用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我已经有博士水平了。比如说,你们记者去会找吴敬琏问GDP,不会来问我,尽管答案未必新鲜,我也能讲出很多,所以说郁闷呀……学历还是弱势群体的保护伞。”

你的问题是什么?

潘小悦在去年报考时曾十分犹豫,他的父亲是天津一所大学商学院的老师,尽管不教MBA,但对本大学的MBA了解内情,并有很多非议,但潘小悦最后还是决定去考,“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它将决定我未来5~10年的发展”,潘对记者说。

潘小悦1999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工作3年都是在房地产行业做销售或企划。在记者的统计中,人大MBA学员中IT与工程的背景占到了15%以上,MBA对于职业转型是一个助推器。

“我毕业后先在一家房产公司售楼,盘子快卖完了,所以业绩也不大,我以前与数字打交道,从此我更多地与人打交道。”潘小悦说,“随后是在一家房地产的代理公司做项目策划,有两件基础的工作,一个是抱着《天津房地产企业名录》查电话,另一件是在街上转,看到街上有圈起来的土地,但还没有开工,就跑去找开发商谈,看有没有项目的策划和推广,关键是要快,先下手为强。我是学工科的,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知识缺陷,那时我连‘融资’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刘有强的工作经验10年,是记者调查中工作时间最长、职位最高、薪酬最多,同时学历最低的样本。与潘小悦相比,他的问题则更为具体。刘有强1974年出生,计算机中专毕业,参加成人高考取得大专文凭,现为国内某著名计算机公司旗下软件公司高管。刘1993年就进入这家刚刚创办的公司,做财务软件,当时只有十几个人,现在已发展到六七百人。“不是我找工作,而是工作不断找我,这几年我做了公司里的各种职位。”刘有强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说,“软件开发、技术支持总监、质量管理、销售市场总监都做过,跨度非常大,基本是按照公司的需要。尤其是1999年以后主管市场和渠道后,更多地是和人打交道,对内培训直销人员,对外拓展渠道;我实际上早就想来考了。”近几年刘所在的公司开始了转型,从财务软件迈向ERP。“ERP不仅是产品,更多的是服务和个性化的方案,这与财务软件有本质的区别。”刘有强对记者说,他是带着很明确的问题来的,“两年前我们转型时,涉及到裁员,公司产品变了,有些工作人员跟不上,我们公司是很有人情味的管理,辞退比例控制在5%以下,更多的通过培训来解决人的问题;现在看,这要花费很长的成本和时间,应该怎么办?过几天我们小组就会拿我们公司开刀,讨论这个案例。”

机会成本的精算与概算

刘有强是记者调查中目前薪酬比较高的,月薪1万元左右。他告诉记者,如果不来上课的话,他会调到总部做总裁助理,收入也能达到月薪1.5万元,刘读的是非脱产班,他认为这点损失与回报比根本不算什么。

潘小悦与胡仁属于收入较低的,潘的第一份工作的底薪是900元加提成,第二份1600元加提成。胡仁一年的收入在两万元左右,人大MBA班的学费是5万元,第一期交3万,潘小悦借了一部分父母的钱,胡仁则是向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借了钱,接下来他打算申请助学贷款。

做证券的林风的财务状况比较有代表性:“单位给我的税后收入是一年6.5万元左右,但我得支付1.2万元的房租、七八千块钱的伙食费、4000元左右的交通费,2000元左右的手机费及固定电话费,2000元左右的应酬、2000元左右的杂项、五六千块钱春节回家机票什么的;可能一年能有两万多余钱。但买房要有七八万首付,五六万最简单的装修钱,所以,我还得努力好多年,以后还要月供两三千,非常紧巴的日子。”

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读书的机会成本有或概算或精算的分析。潘小悦说她曾经很细致地算过,用的是投资回报的公式,测算出本科教育的年投资回报率为27%,然后比照这个基数算MBA的回报,她的结论是毕业后薪酬为6000~8000元。“尽管我不是很看重钱,但这应该是个‘面子钱’。”潘说。高成辞职前的月薪是4000元,他说目前一个月的损失也就6000元,“如果将来能搞成一个项目,和现在的同学有一次合作,那就不得了了”。(本次调查所涉及的人名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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