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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脆弱的民主

2002-10-29 17:12 作者:吴鑫 2002年第17期
委内瑞拉军事政变在3天之中的戏剧性变化,像拉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一位专门写国际问题分析的自由撰稿人在电话里向记者诉苦:“我刚写完查韦斯缘何丢掉总统宝座,交差不到半天,又有人让我写查韦斯缘何重掌委内瑞拉,我自己都糊涂了。”

委内瑞拉军事政变在3天之中的戏剧性变化,像拉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一位专门写国际问题分析的自由撰稿人在电话里向记者诉苦:“我刚写完查韦斯缘何丢掉总统宝座,交差不到半天,又有人让我写查韦斯缘何重掌委内瑞拉,我自己都糊涂了。”


对很多专门研究拉丁美洲问题的专家来说,委内瑞拉军事政变并不出乎意料。“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民主化进程远没有得到巩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拉美研究室刘文龙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发生的这一切恰恰印证了我的观点,查韦斯的起落证明了军队在一个国家内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经历了80年代10年的“民主的过渡”,从1990年,作为拉美最后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府下台后,拉美开始进入“民主巩固的10年”。然而,这些国家是否真正发展了支撑复苏民主政治形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先决条件?墨西哥政治学家拉斐尔.阿瓦斯卡尔.马西亚斯在《金融家报》上评论说:“拉丁美洲民主政治的平均质量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决定性改善。”贫困、腐败、毒品、暴力,尤其是军人干政的危险,让几乎所有国家的宪制都有随时被中断的可能——


军事政变:挥之不去的阴影


一位西方的分析家说,“军队或许离开了,但远没有倒下”


政 变


“他坐在寂静的公园里,身下是木制长椅,头上是发黄的树叶;他双手扶着拐杖的银柄,一面观赏着满身尘土的天鹅雕像,一面静静地思考死神的到来。他身穿深蓝、白格的外套,里面是锦缎坎肩,头带硬壳礼帽,一副退休高级长官的打扮。惟一暴露了他健康状况的是脸上的倦容。尽管如此,73岁的他,依然显得雍容高雅。”


如果告诉你这是一位坐在欧洲某国公园里被推翻的拉丁美洲国家元首,你可能会想到1998年10月在英国就医时被拘禁的前智利总统皮诺切特。不过,那时的皮诺切特已经82岁了。更为不同的是,皮诺切特虽然是被推翻的,但他却是靠军事政变上台的。


事实上,这个场景摘自哥伦比亚作家、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总统先生,旅途愉快》。在小说里,他描述了一位加勒比小国被军事政变推翻的总统在日内瓦的生活经历。政变作为小说题材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拉丁美洲国家的确向来以政变频繁闻名。


据统计,在20世纪前90年中,拉丁美洲主要国家先后出现了626位总统,其中军人有188人。即使不是军人出身的,也一定要取得军方支持。美国学者亨廷顿因此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总结说:“军人政府和军人政变、军人反叛和军人政权一直是拉丁美洲国家中绵延不断的现象。”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12个拉丁美洲国家经历了所谓的民主转型,实现了文人执政,被人们誉为世界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1990年,拉丁美洲的最后一个军人独裁政权——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被推翻,拉丁美洲开始进入民主政治的“巩固期”。


“但实际上,军人强权的社会土壤还存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拉美研究室刘文龙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尽管现在发生军事政变的危险比起几十年前要小得多,但它毕竟还存在着。”1991年海地发生军事政变,将海地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赶下台;1992年委内瑞拉发生两次未遂的军事政变;1992年秘鲁总统藤森发动“自我政变”……


最近的一次军事政变发生在4月11日的委内瑞拉。“现在的政变和过去比,在结果上已经大不相同,大部分政变很难获得成功。即使成功,军队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直接出任最高元首,而是交权于文人执政。”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徐世澄研究员说,“委内瑞拉这次政变开始时军人选出的是商人——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卡尔莫纳,政变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徐世澄介绍说,现在,军人独裁的路基本已经被堵死,主要原因是,从各国内部情况看,军政府统治早已不得人心;而且,从外部环境,美国和拉美一体化机构对军事政变也有明确规定。去年,美洲国家组织曾通过《美洲民主宪章》,其中一条规定,一旦拉美国家发生中止宪制秩序的情况,其他国家有权以适当的形式进行干涉。


干 政


在委内瑞拉政变发生之前,刘文龙的论文《关于20世纪末拉美政治民主化特性的再思考》已经发表在《拉丁美洲研究》杂志上,在文章里,他分析了当今拉美各国军队在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影响。“不管委内瑞拉政变的成功与失败,查韦斯的起落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那就是,军队在拉美国家中的仍有非常强的影响力。”刘文龙告诉本刊记者,“这种影响力最显著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军事政变,而最普遍存在的影响就是军人干政。”


按照政治学原理,体制化的民主要求军队专业化,服从民选的文人政府。拉美由军人政权向文人政权的转变不很彻底,军队的“巨大影响仍然构成对民选文人政府的主要威胁。整个拉美地区,为阻止军队重返政坛所设置的障碍是脆弱的。而只要军队还没有完全服从民选的文人政府,民主就没有脱离险境”。这是皮特·哈基姆等在《拉丁美洲脆弱的民主》一书中的分析。


今天,在许多拉美国家,军队或者规定着政府权力范围,对多数政府事务施加影响;或者在体制上保留着独立性,他们充其量只是有条件地服从政府。阿根廷《号角报》说,阿根廷军人争取在国家决策权力方面的合法地位,“他们希望承认军队是一个有能力和权力决定国家政策的机构。在巴西和智利也存在着相似情况。巴西政府内阁中有5名军人,还有一名国防部长。军队可以继续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监督着每一位巴西总统。在智利,一切都不按照宪法行事,或者一边按照一边不按照,往往是交给文人政府前早就炮制好了。军人仍然可以介入国家政策,并且拥有一定经济自主权”。


“拉美国家军队在重新适应了新的内外环境之后,不仅仍然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影响力,而且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就为军人重返政治舞台准备了必要条件。”刘文龙说。


“这是一个新鲜事物。”阿根廷《号角报》分析说,“尽管人们对民主未来充满疑问,但没有人认为传统的军事政变将会再次发生,他们看到的是军人以另外的方式回来。”厄瓜多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这个国家,军队的权力不仅表现在军事能力上,还履行社会职能,提供就业机会。它们不仅是武装部队,而且还是生产单位和企业。他们开办医疗和教育事业并修筑公路。这种新的权力是今天拉美的一种趋势。由于“民主政府不民主,政府无力满足人民需求。虽然传统的政变模式不被接受,但是武装部队可以成为一个国家机构,建立一个平行政府”。


传 统


“军人干政在拉丁美洲是有传统的,这同拉美国家传统的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刘文龙说,“拉美国家还有以军人干政为主要特征的‘普力夺社会’的残余。”所谓“普力夺社会”,按照美国学者劳伦斯.迈耶等人在《比较政治学》中的说法是,“在一个社会中,军人发挥了与其地位不相称的巨大作用,因此与西方民主制国家相比,军队倾向于干预政治并在行政机关实际上不掌管国家时通过军人(临时)政府来驾驭行政机关。在‘普力夺社会’里,军人实际上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或退出权力舞台”。


拉美的“普力夺社会”结构形成有历史根源。亨廷顿指出:“拉丁美洲国家赢得独立之际,继承并维持了一个实际上是封建的社会结构。它们试图把美国和革命后法国的共和政体照搬过来,安在它们这种封建的社会结构之上。但美国和法国的政治制度对于一个封建社会并无意义。建立共和政体的早期努力,给美洲留下一批软弱的政府。这些政府直到20世纪仍缺乏权威和力量去实现社会现代化。”


确实,拉美独特的历史留给一些国家软弱的文官政治体制;同时仿效西欧和北美的拉美国家宪法由于不符合社会实际,也变成“一纸空文”。这样,“制度真空”就只好由“暴力和军人统治来填补”弱势政府,同时逐渐形成一批强势军人集团。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一位“将军”既是一个独断专行的领袖,又是一个地主或者企业老板,他可以滥用一切政治手段来维持其统治。在军人参政或各军人集团团体参政的过程中,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而分化出半自主性的军官团,“他的成员在国内外受到很好的教育,军官们能够接受舶来的民族主义和进步思想,发展出在社会其他地方很少见的干练和技能”。徐世澄介绍说,拉美地区的军人一般都经过正规军校教育和培训才能胜任军官,军官的素质普遍较高,能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军队对政治的直接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地区各国的军校制度密不可分。军校培养大批专职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成为军事精英和军事贵族后,往往将国家安全观和自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拉美军官还经常在国外接受训练。我国国防大学里就有一批来自拉美的军官,他们中一些人的级别和查韦斯的军衔差不多,中校级。”徐世澄说,“美国从很早就开始为拉美培训军事人员,专门有个美洲陆军学校。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一些军官回国后升迁到了最高级地位。”


刘文龙说:“20世纪末拉丁美洲的政治民主化只是遏制了军人干政的倾向,却没有打破弱势政府和强势军人失衡的社会结构。”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看,拉美国家现在正遭受内部经济衰退的压力,民选政府和民选总统的合法性随着贫困问题加深和腐败现象加剧,正在逐渐降低


政治个人和个人政治


有意思的是,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在拉美最早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变拉美国家获得发展的期望破灭和贫困加剧为机会主义政客、特别是那些企图利用人民需求进行政治投机者的出头提供了土壤,尤其是在军人长期执政造成拉美国家政党体制发育不健全的背景下。


迈耶说:“民主政府要能够生存,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合法性,就是公民对政府手中权力的普遍认同。”在阿根廷去年10月大选时,很多选民在选票上贴着喜剧人物、动物甚至本.拉登的照片,还有一些人用脚将选票放进投票箱里。这表明很多阿根廷人不相信任何政治选择,这样选举产生的政府又有多少合法性呢?


调查表明,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里,投某个政党票的那些居民,有87%的人不能分辨该党执政纲领的实质,有93%的人不能正确地说出他所喜爱的政党的意识形态的特点。墨西哥《金融家报》说,在政党制度发育不完全的当今拉美,总统候选人的分量要大于提名他出任总统候选地位所在的政党。


委内瑞拉政治学家何塞.安东尼奥.里瓦斯分析,如果说90年代拉美的政局有什么特点,毫无疑问就是危机。作为救世主和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高度个人化的新领导机制因此出现在各自的社会背景下。在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的梅内姆和秘鲁的藤森以及后来厄瓜多尔的布卡拉姆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都属于这种例子。


所有这些领导人开始执政时,都处于深重的经济危机环境中,而且都怀着对若干年前背离了公民权利的政治制度的厌恶。1990年,藤森得以掌握政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阿兰.加西亚政府不称职以及他领导的人民党造成社会经济困境,其后果到10年后的今天还依然存在。查韦斯的情况也很相似。从90年代初期开始,委内瑞拉就显示出其在制度方面的问题。这一切都“被新民众主义领导人、政变未遂的主要发起人查韦斯利用了”。


1998年,查韦斯在没有高级顾问、没有正式组织的情况下,以一项含糊、缺乏结构性的计划和一种反政党、反体制、救世主式的演说,将政治个人化的方法获得了大批支持。


当时,当年轻的查韦斯走下直升飞机进入欢呼的人群中的时候,尽管查韦斯身着西装打扮得已经像一个商人,人们还是注意到:他身边散布着一些红色贝雷帽保护他。这提醒着人们,他是前政变军官。查韦斯自己为人们打消了这种疑虑,他在电视上说,自己当年政变的原因完全出于道义、伦理和民主的原则考虑,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独裁者。结果,在选举中,查韦斯以超过70%的得票率当选。


如果说所谓的“政治个人化”有什么特点的话,就是对那些令人激动的言说的热衷。这种演说倾向于在批评传统民主体制的同时,推动自由型的政府计划


新自由主义困境中的民主


十几年来,拉美国家中普遍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使收入不平等和民众的贫困程度增加


有人说,拉丁美洲的特产,除政变之外,就是激情放荡的狂欢节。穷人在狂欢节上载歌载舞,疯狂发泄精力,直到色褪灯残、曲终人散,才回到贫民窟,继续过着灰暗的、被压榨的生活。


“拉丁美洲的贫民窟是世界闻名的,许多贫民窟都是用白铁皮、纸板之类的东西搭建起来的窝棚,室内是泥土地面,几乎没有家具,卫生设施更谈不上了。”多次前往拉美进行考察和访问的徐世澄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大城市周围的贫民窟还在不断扩大,最有名的还是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


徐世澄说,许多贫民窟还有自己的名字,比如巴西称作“法拉维”,秘鲁称作“青年村”,智利叫做“蘑菇区”,阿根廷是“苦难镇”,墨西哥城的贫民窟的名字最有阶级特点,叫“无产者居住区”。


经历了十几年的民主政治,拉丁美洲国家并没能解决贫困问题,阿根廷《民族报》评论说,经济目标未能实现说明了民主本身并不能保证财富的创造及其公平分配。一位巴西经济学家曾经将巴西命名为“belindia”,即“比利印度”,意指比利时和印度两个国家的结合体。他说,在巴西,有钱人像比利时的人口一样多;而穷人,则像印度的人口一样多。


一般认为,拉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同巩固民主化进程是同步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甚至被看作是拉美民主化的一个要素。但具讽刺意义的是,首先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人是1973年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智利的皮诺切特。经济学家佩里·安德森在《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一种独特道路的确立》中指出,皮诺切特政府的“功绩”在于宣告前历史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周期已经开始。


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立即以非常冷酷无情的形式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纲领:放松管制、大批失业、镇压工会、有利于富翁的财富再分配、公营部门的私有化。皮诺切特更直接受到北美理论影响,美国的弗里德曼理论影响自然大于哈耶克的影响。智利的实践要比撒切尔夫人早10年,可能正因为此,两人惺惺相惜,两国政府也结下了极为友好的关系。皮诺切特1998年在伦敦被英国警方逮捕时,有舆论分析,如果撒切尔还在台上,逮捕行动就不会出现。


不过,拉美国家广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确是在民主化进程开始之后。然而,新自由主义改革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据《福布斯》杂志1994年公布的数据,在世界358名拥有亿万财富的巨富中,1987年拉美只有6人,而到1994年这一人数增加到42人,7年中增加了6倍,这在世界历史上都属罕见。在拉美8个主要国家中,仅占家庭总数10%的富裕家庭收入要比占家庭总数40%以上的贫困家庭收入高出10倍。巴西的情况尤为突出,仅占人口1%的富人却拥有国家53%的财富。


富有阶层作为一种有组织的高压力量和集中的经济资源,其力量大大超过了其人数在民主程序中所代表的力量,他们同外国公司有紧密的跨国联系,而政府政策甚至又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影响力。


巴西圣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弗兰西斯科.魏弗尔蒂的一个朋友延伸将巴西称作“比利印度”的文字游戏,他问道,如果政府由“印度”人选出,而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比利时”人手中,“比利印度”的政治民主的含义何在?魏弗尔蒂在《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把这看作是巴西在发生贫富之间的“种族隔离”后,“新民主政权”的社会“扭曲”。在魏弗尔蒂的眼中,拉丁美洲正在塑造中的民主和东欧以及苏联的民主化一样,都是“新民主”,这种情况,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混杂着“前极权主义的某些重要遗产”。


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还将拉美国家的企业毫不留情地抛在全球化了的市场上,许多工厂因此被淘汰,失业率急剧上升。《经济学家》的报道称,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自由主义最终让拉美经济获得了3.3%年平均增长率,而人均收入增长仅是1.5%


一张标着许多危险红点的地图


在拉美,威胁民主的除军人的强势影响和贫困问题外,还有一系列社会问题


2002年4月10日在安第斯山脉的东部,哥伦比亚红十字协会的代表和被阿族解放军释放的人质在一起。被释放的人质包括两名神父、5名区立法者及两位市长哥伦比亚:毒品、枪和暴力


数 字:去年哥伦比亚共有2088名平民在武装冲突中丧生,其中1028名被右翼准军事组织杀害,另1060名死在反政府游击队的枪口下


4月3日,哥伦比亚“阿瓜奇卡之声”电台记者戈麦斯被右翼准军事组织杀害。这是今年哥伦比亚第4位被杀害的记者。去年一年该国就有11名记者被杀害。


3月15日,一位名叫卡兰奇的前职业足球运动员被不明身份的人枪杀。这是哥伦比亚今年发生的第三起与足球有关人员遭枪杀事件。


3月2日,哥伦比亚女参议员丹尼尔斯及其两名随从在调查一起绑架案的途中在波哥大郊区遇害。丹尼尔斯是本届议会近4年来被暗杀的第6名议员。


……


如今的哥伦比亚,政府军、游击队和准军事组织三足鼎立,各方势力相当,在地方上形成割据局面。极右翼的准军事组织心狠手辣、作恶多端,用电锯肢解活人、用钉子将人钉在树上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们代表着有钱人的利益,最早主要是毒品加工厂老板、大农场主和绿宝石矿矿场主雇佣的保安。现在,由于有贩卖毒品的收入,发展十分迅速,装备也十分精良,据说他们是按照《未来战士》杂志上介绍的武器来装备自己的。


最大的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与政府军之间的内战长达38年。在缺乏资金的今天,游击队最喜欢的方式是绑架,因为绑架可以用来索取高额赎金,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贩毒。在动荡不安的哥伦比亚,由于游击队和准军事组织卷入毒品交易,缉毒工作变得困难异常。路透社报道,据卫星传输的图像数据显示,去年,哥伦比亚的古柯种植面积已达41.9万英亩,比上一年增加24.7%。美国市场上销售的80%的毒品来自这里。“革命武装力量”种植的古柯达6万公顷。他们和另一支游击队“民族解放军”控制的领土约占全国面积的40%,这两支武装均被美国列入了恐怖组织的名单。


厄瓜多尔:木匠们不见了


数 字:从1998年到2001年共有40.5万厄瓜多尔人到国外谋生


厄瓜多尔是另一个患病国家。2000年1月该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马瓦德总统倒台,法制全面混乱、政治上四分五裂。在一个只有1200万人口的国家里,有17个政党,这很难使议会产生稳定的多数派。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政治泥潭中,政府难以推行强有力的政策,因此,就没有对关系到70%的厄瓜多尔人的贫困这个大问题采取有效行动。由于2000年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112%,中产阶级也贫困化了。许多厄瓜多尔人因此离开该国,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和西班牙。由于这个原因,白铁匠、木匠、修理工、电工和男女裁缝这样有一技之长的人在当地市场上消失了。


路透社消息称,向外移民的增加反而使侨汇成为厄瓜多尔仅次于石油收入的第二大主要经济来源。厄瓜多尔外贸部长理·莫斯说,侨汇增加的主要原因是,1995年以前只有旅居美国的厄瓜多尔人汇款,而现在旅居在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侨民都开始向国内汇款,汇款数额逐年增加。据厄瓜多尔移民局统计,从1998年到2001年共有40.5万厄瓜多尔人到国外谋生。


该国正试图从经济危机中恢复出来,美元化寻求使货币稳定在月通货膨胀率不超过0.5%。但腐败成风,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为继,特别是134亿美元的巨额外债,还本付息占该国年预算的一半。所有这些减少了刚刚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总统古斯塔沃·诺沃亚的回旋余地。在文官政府的背后,人们看到了把副总统送上台的军队的影子,这种情况有点像一个独立的国家处于另外一个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特权的国家的控制之下。


阿根廷:只有足球的欢乐


数 字: 从1月初实行自由浮动以来,比索兑美元曾一度暴跌到4∶1


“走在街巷里的人们几乎各个都垂头丧气,他们被平日困苦的生活压抑得闷闷不乐。只有足球能给他们带来欢乐、希望和激情。不过我相信,无论在何时何地,他们的队伍都不会令这些可怜的人失望。”前德国青年队教练斯蒂利克对去年的阿根廷之行久久难以忘怀。作为一个德国人,斯蒂利克无论如何不会明白一个负外债1300亿美元、失业率高达14.7%的国家中普通市民的心理。


今年距离被阿根廷人视作耻辱的马岛战争已经20年,那一年,阿根廷也没有能够卫冕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或许能为阿根廷人带来一些快乐。


去年底爆发在阿根廷的游行和暴乱至今让人记忆犹新。今年1月1日,前梅内姆政府副总统杜阿尔德出任两周来的第五位总统,担负起挽救阿根廷经济的重任。杜阿尔德采取了结束比索与美元1∶1的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然而,比索一跌再跌,美元兑比索一度高达1∶4。尽管如此,百姓依然看好美元,阿根廷中央银行4月20日宣布,从4月22日开始,无限期暂停银行业务,包括外汇兑换业务,以避免国家金融系统崩溃。


由于比索大幅度贬值,物价飞涨,不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周之内上涨30%左右。大批失业的贫困居民面临饥饿威胁。政府虽然已在贫困人口中发放食品券,但难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3月29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部分地区的居民哄抢商场事件死灰复燃,包括华侨的超市在内的一些商店被抢。


墨西哥:“格瓦拉”的长征


数 字:390万印第安人的恰帕斯州一半以上的居民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人均产值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2%


今年元旦,被国际舆论称作墨西哥“格瓦拉”的马科斯领导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声称,他们将继续斗争,直到实现他们的目标。游击队的文件称墨西哥政府是“坏政府”。文件说,墨西哥任何一个坏政府都不会解决原住民的正当要求。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是居住着390万印第安人的恰帕斯州的农民武装,该组织把争取“土地与自由”作为行动口号。尽管印第安人是墨西哥最早的居住者,但由于墨政府长期推行带有偏见的印第安政策,加上缺乏一个稳定持续的农业政策,使印第安农民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一直处于底层地位。


去年3月11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24名成员在马科斯的率领下经过3000公里的旅行抵达首都墨西哥城。在首都广场上,马科斯进行了演讲。这是自1994年他们开始反政府军事行动以来马科斯首次公开露面,也是马科斯多年来首度离开丛林。叼着烟斗的“面罩军”首领马科斯终年头戴黑色滑雪面罩,四周环绕着神秘和传言。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曾指控他是“一个外国人和职业游击队员”。马科斯魅力十足,追随他打游击或视他为偶像的人,形容他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是一个为穷人和流离失所者代言的历史人物。但是,右翼分子和经商的人,指控他是一个煽动家,一个不负责任的梦想家和勒索者。不过大多数人都同意,马科斯是把墨西哥原住民一贫如洗的生活境况暴露在国际镁光灯下的人。


马科斯一行路上受到大批仰慕群众的欢迎。群众欢呼、吹口哨,视他们如明星。商家利用马科斯的知名度和外形大做文章。在一则广告中,一位演员装扮成他的模样,嘴上叼着一个烟斗,在吆喝销售家具。一本杂志刊登的公关广告上,马科斯身上背着一串子弹,手持一部手机,头戴麦克风耳机。广告下面还登了一道考题:“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三个选择答案分别是:A,因为他的枪;B,因为他的电脑;C,因为他的著名形象。答案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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