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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人还是克隆新闻?

2002-10-22 16:28 作者:鲁伊 2002年第19期
专访“试管婴儿之父”爱德华教授

克隆人——从技术、时间到道德、伦理——难解的结

4月5日,路透社、美联社、塔斯社等媒体上出现的一条消息,不啻为投向本来就已沸沸扬扬的克隆与干细胞研究“池塘”中的一颗重磅炸弹。新闻称,曾宣称要克隆人类的意大利医生塞维利诺.安蒂诺里(Severino Antinori)宣布,运用克隆技术,他已经成功地使5000名克隆试验参加者中的一位妇女怀孕8周。

尽管后来调查显示,所有这些新闻的源头都来自一家阿联酋英文报纸《半岛新闻》(Gulf News)4月4日的报道,而非严肃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而在包括《新科学家》和其他一些科学杂志对安蒂诺里和另一位宣称要克隆人的科学家萨夫斯(Panayiotis Zavos)所在机构的采访调查中,两者都拒绝承认此事的真伪,但学界和舆论界的轩然大波却已由此而起。在一片反对声中沉默了两个星期后,安蒂诺里本人亮相于4月24日播出的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某节目。在节目中,他否认亲自参与了克隆人项目,并对《半岛新闻》的报道不予置评。但他披露,通过与其他科学家接触,据他所知,迄今为止已有分别来自前苏联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3位妇女孕有克隆人。他还指出,印度、俄罗斯和穆斯林国家可能是更容易接受克隆人的国家。

虽然许多学者认为安蒂诺里只是在痴人说梦以博宣传,但大多数人还是相信,种种迹象已经充分表明,克隆人真的就要从实验室中跳出来了。从4月5日至今,单在雅虎新闻网站上,相关新闻就已多达数百条,而新闻论坛上的讨论更是如火如荼。在这种情况下,被誉为“试管婴儿之父”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罗伯特·爱德华(Robert Edwards)4月22日的北京之行就带上了一点特别的意味。

作为辅助生殖手段,试管婴儿在二十多年前,也曾被舆论界视为洪水猛兽而大加抨击。但时至今日,这项技术已经被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并被认为是20世纪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技术发明之一。

爱德华教授及其弟子——生殖医学专家、北京山海慧德试管婴儿技术中心主任——刘家恩博士共同召开的媒体见面会4月22日上午于北京天鸿科园酒店召开。见面会召开之前,主办方事先向媒体提供了一份措辞颇为激烈的材料。材料称,两位专家将联合发表《反对“克隆人”倡议》,号召“所有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工作者”反对制造“克隆人”,并直斥安蒂诺里为“受金钱贪欲驱使的无耻败类,不负责任的学术界的异类”。

或许是根据这份材料,次日出版的某大报上以《克隆人可能导致种族清洗》为题,报道了爱德华教授的此次北京之行。然而实际上,在整个的媒体见面会及下午的学术会议上,无论是爱德华还是主办方的刘家恩都对这个“倡议”一句不提。媒体见面会上,爱德华称“安蒂诺里是我的老友”,指出了克隆人技术存在种种危险,但并没有如事先材料中直截了当表明反对克隆人的态度。这引起了本刊记者的疑问。在其后对爱德华教授的独家专访中,记者特意就此事询问了他和刘家恩博士,得到的回答是,这份倡议由于各种原因,将不会发布。至于爱德华教授对克隆人的真正态度,由于涉及到诸多前因后果,他不希望被媒体误解了自己的意思,因此只能在专访中详细向《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披露。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介绍一下您对克隆人的个人观点?

爱德华:从个人来讲,我坚决反对现在进行克隆人研究(爱德华教授反复强调了“现在”这个词),因为这是不安全的。我们都知道克隆羊“多莉”的案例。接受克隆试验的277个卵细胞只有29个发育成胚胎,其中只有“多莉”一个正常出生,其他都是不正常的畸形胎儿。在以后进行的试验中,畸形出现的几率更高。在牛、猫、兔子和其他动物上做的试验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保证对人体进行克隆试验的安全性,而我的观点是,如果不能够用一次又一次的动物试验来证明某种技术的安全性,那就决不应当把它施加于人体。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试管婴儿之父”,当年您在从事试管婴儿研究时候,是否也经历过许多失败,并遭遇伦理学的挑战?

爱德华:我和帕特里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从1966年就开始进行治疗不孕症的理论研究,我们试图找出另一种新途径来解决问题,即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这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直到1977年,经IVF受孕的约80例患者都没过几星期就流产了。后来,我和帕特里克改进试验方式,然后我说服他,这是安全可行的,会给患者带来好处。我们遇到了约翰.布朗和莱斯利·布朗夫妇。莱斯利因输卵管阻塞,9年未育。我对她说,我们可以采取IVF的方法使她怀孕,但可能会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流产、胎儿不健康等等,不过我们改进后的技术可以尽可能降低这些风险。莱斯利说,没问题,他们对此做好了准备,并愿意承担可能的后果。1977年11月10日,莱斯利.布朗接受了IVF,后来的事情你就知道了。1978年7月25日,第一例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以剖腹产的形式来到世间。

尽管路易斯·布朗的出生在舆论界曾引起很大轰动,媒体压力也影响到了她的生活,但路易斯仍然是一个健康而快乐的正常人。现在,她在一家幼儿园工作,有自己的男朋友。虽然并不像外界误传的“已经结婚生子”,但她的妹妹,也是借助IVF出生的纳塔莉·布朗却的确是第一个做母亲的试管婴儿,而且我相信,路易斯很快也会成为一个快乐的母亲,生出健康的下一代。尽管试管婴儿可能会带来一些伦理上的问题,但世界上哪里有完美无缺、人人赞同的事情呢?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了100万借助IVF来到世间的婴儿,我相信,对这些家庭来说,IVF是有益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您在提到您当年所从事的试管婴儿研究的时候,用到了“艰辛而漫长的过程”的形容。克隆人研究的历史迄今为止也不到十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败和挫折,应该是在所难免的。那么,您不认为您现在这样反对克隆人研究,看上去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吗?

爱德华:区别在于,100万IVF试管婴儿的存在,证明这项技术是安全的。在这之前,我们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和动物试验,来确保IVF的安全性。这和克隆人不一样。克隆羊多莉诞生的罗斯林研究所做过许多项克隆试验,产生了大量畸形的胚胎,极少数生下来的也都在生理上不正常。动物尚且如此,如果换成了人,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算克隆人能够出生并活下来,他的命运也会是悲惨的。因此,克隆人现在不可行。

三联生活周刊:您着重强调了克隆人在“现在”是不可行的,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技术手段能够保障克隆人的安全性,您就会对此表示赞成呢?

爱德华:我只能说,那是可能的。要知道,克隆单纯从技术上讲非常简单,就是把卵细胞中的DNA去掉,然后移入体细胞中的DNA。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试管婴儿实验室中都可以完成。因此,如果你明天听说在某地诞生了一个克隆人,这一点都不奇怪。困难在于如何降低克隆的危险。最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研究小组撰写的关于克隆兔子的论文,我个人认为,在世界上从事克隆研究的科学家中,这个研究小组是最负责任的。在试验中,在将移入体细胞DNA的卵细胞种入子宫前,他们将其置于外部观察了一周,结果27个卵细胞有10个种入成功形成胚胎,最后出生了6个,其中5个是正常的。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它说明技术手段上的改进可以显著提高克隆成功率。在某一天,可能就是明天,下星期,下个月或是几十年后,动物试验证明技术手段已经能够保证克隆的安全性了,那么克隆人的问题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进入了伦理讨论的层面。综合各种考虑,各国政府可能会同意,也可能会反对,因此我只能说,到那时候,我可能会支持克隆人。但是现在,绝不。

三联生活周刊:在媒体见面会上,您提到安蒂诺里是你的朋友,但如果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您认为安蒂诺里的所做所为是否是严肃的?

爱德华:安蒂诺里曾经是我的老朋友(爱德华教授在此处着重强调了动词的过去时态),我们认识了很多年。许多研究人员,包括前一段时间成功克隆兔子的那个法国研究小组,都是安蒂诺里介绍给我的。作为医生,我和安蒂诺里都认为,应当为自己的病人谋福利,而他在这方面曾经作出过许多贡献。在1994年,安蒂诺里曾成功帮助一位63岁的妇女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怀孕分娩,这在舆论界引起了很大争论。但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虽然那位妇女早已绝经,但她的子宫状态非常好,完全可以孕育胎儿。在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我认为,妇女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家人,而这是正确的。但在克隆人的问题上,我认为安蒂诺里犯了错误。他的步子迈得太快了,我屡次劝告他,应当放慢脚步,深思熟虑。但显然,他没有听从包括我和其他一些朋友的劝告。如果他继续进行克隆人的试验,我将放弃这个朋友。

三联生活周刊:那您是否认为安蒂诺里这样做是为了追求名利?

爱德华:追求名利?是的,安蒂诺里是为了追求名利。不仅仅是他,许多科学家都为声名所累。到处都是疯狂追求名利的人。但对科学家来说,患者的安全和利益,应当是最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请问一个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由同一个人的DNA克隆出来的多个克隆人会不会完全一样?

爱德华:这是不可能的。由一个卵子发育成人,其间要经过许多环节,每个阶段都会影响未来成人的各个方面。从医学上看,在不同子宫中孕育的含有相同DNA的多个克隆人,其相似程度还比不上在一个子宫中孕育的双胞胎之间的相似程度。在英国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某个百万富翁花重金克隆了世界杯冠军球队的所有成员,结果这些人长大之后,没有去踢足球,却成了篮球运动员。

罗伯特.爱德华与试管婴儿技术

年近八旬的爱德华教授在谈到自己的事业时,将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归于在爱丁堡大学所接受的专业教育。1955年,以动物基因学研究生毕业的爱德华在爱丁堡大学继续攻读生殖生理学方向的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他与帕特里克·斯特普托共同进行了闻名世界的试管婴儿研究。

试管婴儿的成功给罗伯特.爱德华赢得了众多荣誉。在路易斯.布朗出生的第二年,他获得了剑桥大学生理学教授和伦敦皇家学院研究员职位,并被英国女王授予英帝国爵士(CBE)勋位。1980年,他参与共同创立英国剑桥试管婴儿中心(Boum Hall),结合临床实践不断完善试管婴儿技术。

尽管“试管婴儿”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通用名词,但在早期,它却是舆论界对使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in vitro fertilization的缩写)技术而诞生的婴儿的一个带贬义称呼。路易斯·布朗最反感别人称她为“试管婴儿”。

通常在媒体的宣传中,会把IVF称为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把ICSI和PGD称为第二、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但其实,这是一种很不科学的说法。作为辅助生殖医学的分支,它们所针对的是情况不同的患者,并不存在一代、二代、三代的划分,也不意味着某一种技术是更加高级和优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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