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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污水三角洲

2002-10-18 11:48 作者:李伟 2002年第20期
长江口一直被认为是天然的排污场

人们在有意无意地恶化自己的生存环境

消失了的“刀鱼面”

上海淮海路上有一个菜馆——沧浪亭,以各种江南面食、点心而闻名,徐亭连续两年跑去吃“刀鱼面”都失望而归:菜单上虽有却因为没有原料,这道美食已经名存实亡。刀鱼的学名叫“刀鲚”,主要生活在近海,每年2月溯长江洄游繁殖,是长江五大渔汛之一,它的捕捞场主要在上海长江主航道以北。

依据中国水产研究院的数据,1975年以前,刀鱼的年捕捞量为150~200吨,但此后产量逐年下降。“刀鱼虽有,但越来越少,渔汛已经消失,几乎形不成产量了。”农业部东海渔政局王利民副处长告诉记者。菜篮子问题,是很多上海人对长江口生态恶化的感性认识。

陈亚瞿看了一下表,说再过20分钟,他们派去福建霞浦取回样品就要落地了,这是一批福建沿海有毒的“亚历山大藻”。同时,他们另有一队人员从长江口进入东海,观测正在长江口外发展的赤潮。“我们知道,赤潮发生时吸收了大量的氧气,导致鱼的死亡,但现在有些藻类已经具有毒性,它足以致人性命。”白发苍苍的陈亚瞿跟踪研究东海鱼类40余年,他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口渔业生态重点实验室主任,“1959年我当学生时,观测到的夜光藻赤潮在东经124度区域,而现在已经蔓延至128度,也就是说从长江口扩大至韩国沿岸。”陈目前整理出的能够形成赤潮的优势藻类已达二十余种,其中几种是有毒的。自1986年官方发现的一起“毒藻死人”事件后,90年代这类情况在沿海屡有发生。“人把江河污染,未被分解的毒素被海藻吸收,海藻为贝类所食,贝类又成为人类的盘中美食。”陈亚瞿分析道。作为食物链的起点和终点,人即是始作俑者,又是灾难的必然承担者。

记者从上海市环保局拿到的资料显示,去年长江口外东海共发生赤潮10次,其中面积最大的达1000平方公里。但事实上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决不止这个数字,“这只是我们官方观测到的,实际发生量远不止这些。”陈亚瞿说。据华东师范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的统计,在60、70年代赤潮发生率为五六年一次,90年代为一年五六次,去年是十余次。而这些被访者的另一个共识是——“今年还要多!”

长江口是一个宽泛的地理概念,从水文角度看,它的上界在安徽大通,它是长江口外潮汐影响的上边界,也就是大海涨潮时,海水所能抵达的最远地点。我国水利界常用“大通流量标记长江入海水量”。大通“距长江入海口江苏徐六泾尚有600公里。而狭义讲,长江口指江苏徐浦以东的一个喇叭口地带,北岸为苏北的海门、启东,水道中为崇明、长兴、横沙三岛,南岸为江苏太仓和上海市。长江水日复一日地冲刷,冲出了长江三角洲。“苏湖熟,天下足”,长江三角洲面积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GDP比重却高达15.1%,财政收入占18.7%,其中占中央财政收入的22.6%。在工业时代苏、锡、常、上海仍旧是全国经济的重中之重。

“天然排污场”

陈振楼是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他有一张很旧的长江口地图,上面密密麻麻画满了标记,每个标记象征着一个取样点。两年前他和同事开始了长江口的污染研究,在地图上,长江南岸的石洞口、竹园与白龙港是三个被重点标记的区域,那里是上海的三个排污口。

5月10日记者来到上海宝山区石洞口,这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小港口。40万吨级的石洞口污水处理厂正在建设中,处理厂北面有一条十余米宽的水渠伸向江中,黑红色的水体发出刺鼻的味道,缓缓注入江中,远远能看到一条黑与黄的江水分界线。再远处是宝山钢铁公司伸入江心的码头和往来作业的船只。所谓的上海西区污水排放口就在这里,每当海水落潮时,水渠闸门打开,大量的污水便涌入长江,漂流入海。西区排污口建于1971年,总管输送能力每天70万吨,排污管承担着上海西区及宝山工业区的排污任务;其中工业废水占70%,生活废水占30%。石洞口北行不到10分钟车程即是陈行水库,它是上海西区主要的水源地,与陈行一堤之隔的是宝钢水库,主要承担宝钢公司的工业用水。

同石洞口相反,浦东新区白龙港则主要承担生活污水的排放,约占七成。白龙港排污口建于1970年,总管输送能力为每天55万吨。“这两个排水口都采用沿岸直排的方式,不利于污染物的稀释和扩散,因而在排污口下游沿岸都形成了数公里的黑水带。”陈振楼说。浦东的竹园排污口建于90年代,排污管设在水平面30米下,一期总管输送能力达140万吨每天。另外一条非人工的排污管就是黄浦江,每天约有400万吨的污水通过黄浦江进入长江口。上海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老港也在江边。填埋场像一个无人光顾的公园,垃圾被埋后,上面种上小树,整个场区终年散发着酸臭味,至数里外仍能闻到。填埋区挖了若干纵横交错的水沟,收集土下垃圾渗出的废水,垃圾场的尽头是三个曝气池,收集过的废水经三次增氧曝气后,通过直径约一米的大管直接排放于江边滩涂。虽经三次处理,流出的废水仍呈铁红色。记者看到,排污口附近的芦苇大量枯萎,远处的也十分低矮。

上海市环保局提供的资料显示,2001年上海市总共向长江口排放了2.86万吨的氨氮、1653.24万吨的石油污染物、8.02吨的氰化物、1.76吨的六价铬、0.01吨的镉、0.17吨的砷和0.73吨的铅。“此外,滨岸带农场每公顷施用化肥约2800公斤,实际上相当部分的氮磷通过雨水进入水体,这也加剧了长江口的污染。”陈振楼说,“长江水质虽为二级,但氮磷却超标严重,使水质富营养化,最终形成赤潮。”

排污口是长江口生态的重灾区。陈在沿岸15个点的滩涂取泥样,重金属超标达2~10倍,排污口附近甚至高达上百倍。中国水产研究院的调研更加惊人:南区白龙港排污口附近的合庆大队,50年代插网一潮水的产量高达8.8吨。1970年排污口建成后产量急剧下降,1982年全年总共只有58.3吨。90年代则只能以斤计,插网一潮水只有1斤鱼,而且往往带有柴油味。东海水产所曾在竹园排放口采集生物,所采到的70粒凤鱼卵全部为死卵,附近总共229粒卵45.5%是死的,所剩的大部分也未受精。
“长江口一直被视为一个天然的排污场,因为大家都认为长江口的水量大,自净能力强。”东海渔政局的王利民说。在稍大一些的区域,无锡、常州的污水从上游的常浒河进入长江,苏州、昆山的则走浏河口入长江。王利民说,很多部门都不承认他们的污水影响了渔类,但我们的鱼为什么没了呢,“目前长江口已经是个脆弱的生态体系”。

围垦——上海滩的“沧海桑田”

长江口应对污染的天然屏障是它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

长年研究湿地的华东师大教授陆健健告诉记者,长江每年带入大海的泥沙量为4.8亿立方米,是珠江的10倍,而每立方米江水的含沙量达500克。其中约有一半的泥沙最终堆积在上海的滨岸潮滩中,形成淤长的滩地。从面积上讲,上海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城市,沿岸滩涂每年增长多则100米,少则三四十米,而崇明岛现在1/3的面积是解放后长出来的。在这里,“沧海桑田”已失去了它最初的喻意。“建国时,上海有2600平方公里的潮滩。”陆健健说,“现在基准线以上的只有904平方公里。”

上海的湿地资源在一步步被围垦。

记者坐车开出上海市区,直奔东南70公里外的芦潮港。芦潮港是上海深入东海岬角的最东端,也是长江口的最南端,南面即是杭州湾,东面是舟山渔场。芦潮港是上海一类深水港,80年代论证修建。同行的华东师大地理系博士生毕春娟告诉记者,这个港口淤堵状况比较严重,专业上叫“摇头沙”,长江口与杭州湾冲出的泥沙在这里共同作用,使航道淤塞状况十分复杂。黄龙一样的长江水由此汇入东海。

芦潮港向北至朝阳农场,一般被称为南汇东滩,这是长江口仅剩的自然岸段之一,长约30公里,另一块在崇明东旺沙。长江口沿岸往往是容易迷路的区域,“地图不管用,这里的变化太快了,”带路的司机说。很多岸边塘堤不久就废弃成为了田垄。南汇县的东面主路叫“人民塘”,是50年代围海造田的堤坝,如今两侧种植的水杉已经高达十余米,有碗口粗。50年后的“人民塘”早已算不上滨江公路,东面与之平行的“七八塘”、“八九塘”、“九八塘”分割出一片片狭长的农田与村落,每个数字都代表着围垦的年代。

芦潮港大堤上黄泥遍地,不远处正有一根大管深入堤外的海中,抽取泥浆填入堤内。由于技术的进步,促淤成陆的成本大为降低,现在每亩只需500元左右。东海农场、朝阳农场是建国后围垦的两大块农业用地,而目前在芦潮港围垦的500亩滩地将做旅游开发用。实际上,在这一狭长区域内已经存在了两块高尔夫球场,以及一个“华夏文化旅游区”。比较完整的自然滩地,目前只剩下了崇明东滩和正在淤起的九段沙。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曾对上海滨岸土地作过详细调查:除农业与旅游外,对滩涂最大的入侵是现代工业。上海滨岸带共集中了包括宝山工业区、吴淞工业区、高桥工业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金山卫工业区等13个工业区。而1999年投入使用的浦东国际机场,就一次性围垦了8.6平方公里的滩涂湿地。

“高出基准线2米的区域可以长海鹿草,只要高出2.8米就可以长芦苇。”陆健健告诉记者。依据他们的实验,一平方米的鹿草一次可以沉降286克泥沙,每平方公里的芦苇田每年可除去生物可利用氮4000千克,生物可利用磷4000千克,以及大量的重金属,每公顷湿地对生态服务的功能约为每年14875美元。“价值最大的是潮间带,也就是涨潮淹没,退潮露出,它对水体的净化作用最大,其效力是潮下带的20倍。到秋天时满天芦花本来是很美的。”陆健健说,“但现在,上海的潮间带湿地只有10平方公里。”

荒漠化:多样性的消失

“春江水暖鸭先知”,当长江水的水质与自净能力降低后,最先的感知者与受害者都是水生生物。

“现在长江口的鱼类资源每况愈下,去年根本就没有产生蟹汛,河蟹几乎颗粒无收。”王利民说。“北风吹,蟹脚忙”,每年12月蟹从内河沿长江至佘山岛、鸡骨礁一带产卵,第二年5月蟹苗洄游至内河,长江口沿岸世世代代的渔民则在此间打捞蟹苗。王利民给了记者一组数据:长江蟹1986年的产量是324吨,去年不及1986年的1/20;蟹苗1981年产量为72吨,进入90年代后只有2吨左右,到去年蟹汛消失。

“长江入海带入大量的营养盐,这形成了传统的长江渔场。”陈亚瞿说,长江渔场面积300万亩,相当于太湖大小,共有鱼类14目112种,长江的5大渔汛:凤鲚、刀鲚、前额银鱼、白虾以及大闸蟹都集中在这一水域,同时日本鳗鲡与中华鲟在此洄游,“既有淡水鱼又有近海鱼,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

东海水产所的资料表明,长江口渔场正以惊人的速度衰退——刀鲚:1973~1985年上海、江苏的平均年产量是2000吨,1996和1997分别只有147吨和194吨,近年则更为稀少,不成渔汛。中华鲟:1988年崇明岛的中华鲟暂养保护站共救助幼鲟1980尾,10年后的1998年则仅抢救到6条。长江深水航道整治施工后,在长江口南侧区域再未捕到中华鲟。银鱼:60年代年产300多吨,1971年石洞口排污口建立后产量急剧下降,1980~1987年平均年产量仅为29吨,1988年年产10吨,1989年银鱼渔场消失……五大渔汛目前只有凤鲚尚存。

更为严重的是,长江口的生态危机不仅是量的减少。陆健健在1985年观测到了126种底栖动物,目前只剩下50余种。取而代之的是大量而单一的耐污种群:吴淞口每平方米的颤蚓类达千条甚至万条;西区排污口潮间带的优势物种是霍甫水丝蚓、苏式尾鳃蚓以及有机污染的指示生物——光滑狭口螺,除此外其他生物不能生存。“底栖动物是鱼的饵料,这一种群大量消亡,也导致食物链的上端鱼群相应减少。”陆健健说。陈亚瞿的研究认为,长江口生态多样性指数为2,而正常规值为3。

“长江口已经开始了荒漠化。”陈振楼说,“虽然目前还有相当的生物育种群,但科学研究考虑的是未来,是趋势。”

艰巨的生态修复

修复被损害的生态就像扳手腕的游戏,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达成新的平衡。

由于长江口的淤塞,上海政府每年清淤经费就达3000万元。1998年长江口深水航道建设有限公司成立,全面启动长江航道治理工程,工程分三期,在10年内在长兴岛南修建两条80公里的导堤。而这一区域正是长江主要鱼类的繁衍、产卵与洄游的区域。陈亚瞿负责的项目就是实施生态修复,“南北导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鱼类南北向的洄游,挖掘地泥会导致大量底栖生物死亡,江水混浊导致光合作用降低,饵料基础减少,此外施工的油污与人工垃圾也会污染河道。”陈所在的东海水产所在宝山有一个养殖基地,室内养殖场的面积就有三四个足球场大。去年为了补充水生动物数量,他们在长江口投放了3080尾人工培育的中华鲟,“每条都有1斤多。”陈亚瞿计划今年5月继续向长江口投放5~10吨底栖动物,以弥补工程造成的动物损失,丰富饵料基础。

长江口不仅是鱼类繁衍生息的场所,也是西伯利亚候鸟迁徙的通道。“这些鹬类鸟每年9~10月份经过长江口,前往澳大利亚,3~4月份又返回西伯利亚产卵。”陆健健凭听觉就能分辨出这些鸟的种类,“很多鸟在崇明岛的东旺沙、南汇东滩暂作休整,每年的过境量有200~300万羽。”而1995年规划施工的浦东机场圈了8.6公里的江边湿地,把鸟的位置占了,“上海西面是虹桥机场,北面是宝山工业区,南面是金山化工区,也只有东面的地形开阔,当时又逢浦东开发的时机。”陆健健当时是负责重建生态的学者,他为鸟重新选了一个栖息地——与浦东机场相望的九段沙。“九段沙”是长江口的一段淤沙地,1953年才出现,1997年海平面上只有1平方公里大,分为上沙、中沙、下沙三段,“由于上沙离机场过近,我们选择了在中沙引种互花米草和芦苇,为鸟类培育栖息地。”陆健健说,这样既给鸟类提供了生存空间,又能防止鸟机相撞的事故。短短几年,九段沙已成了片芦苇荡,0米线以上有110平方公里,2米线上有20余平方公里。

“我并不是个‘沉睡’自然保护者。”陆健健说,“我提倡开发资源,更提倡资源的补偿与修复,尽管很多还只是局部的亡羊补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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