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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书部落的权力场

2002-10-16 11:58 作者:朱文轶 2002年第20期
一位高层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评价说,李真之“大”并没有太多新意,因为“李真和他的前辈们使用了近乎一致的方式和手段”。这位官员指出,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中,这样的“弄权”方式是现成的,“并不需要太多智慧”,“与其说是个人的‘天才’,不如说是体制的缺陷”。他认为这和李真的“年轻”是相符的,“年少得志给了他更大的胆量,仅此而已”。

从官方公开的通报材料来看,在“秘书”这个位置上,李真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们: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1051.09万元,该数字比数年前几起“秘书腐败案”中的涉案金额有了惊人的增长。记者查阅的近年反腐资料显示:“1996年,陈希同秘书陈健受贿40.9万元,判刑15年;王宝森秘书闫振利贪污1万元,判刑7年;铁英秘书段爱华受贿5.6万元,判刑5年;黄超秘书何世平受贿24.3万元,判刑16年。”数个反腐大案中的秘书贪污之和尚不及李真一人。

一位高层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评价说,李真之“大”并没有太多新意,因为“李真和他的前辈们使用了近乎一致的方式和手段”。这位官员指出,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中,这样的“弄权”方式是现成的,“并不需要太多智慧”,“与其说是个人的‘天才’,不如说是体制的缺陷”。他认为这和李真的“年轻”是相符的,“年少得志给了他更大的胆量,仅此而已”。

而“李真案”更直接的意义可能在于,它让“中国秘书权力部落”这一权力框架中的晦暗现象以及“秘书弄权”的运作方式和游戏规则被更广泛地注意。

秘书的权力来源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秘书的政治生涯中,38岁的确是个槛,要么很可能仕途从此扶摇直上,要么就栽了。陈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时的年纪是38岁,而4年后,李真被双规,同样也是在这个槛上,38岁。”行政学专家梁木生教授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因为秘书与他上级官员的政治生命是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在谈59岁现象时,往往忽视了把这二者相提并论,对照着看,也许可以更清楚”。“中国的权力活动在这里表现出了相当的稳定性。”

梁木生是很早就开始研究中国政治现象中“秘书部落”的学者之一。他提醒记者,陈希同就是秘书出身,而陈的垮台同样牵出了他的秘书陈健。梁说,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来看,代表公共意志的公共权力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备权力,但实际上,他们成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行权的主要运作者。

“这实质上就赋予了秘书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的权力,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往往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间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梁指出,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权力体制和政治生活中,秘书运作权力时的‘隐蔽性’被各个方面所看好”。

梁木生认为,为了规避腐败行为的“寻租”风险,同样在使用公共权力的秘书与上级官员很容易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秘书的权力运作的隐蔽相对应的是,秘书在行政体制内的人事选拔越来越公开化。梁灵光在轻工部当部长时,轻工部的其他领导曾提议提拔他的秘书黄杰担任办公厅副主任,梁灵光没有同意,“为了避免任人唯亲的嫌疑”。直到梁调任广东省省长后黄杰才得到提拔。“现在就不一样了。”梁木生说,“当秘书的容易当官已经是个公共的秘密。有更多的秘书善于接近并讨好领导,而领导也更喜欢提拔自己的秘书。”“在这种相互选择中,秘书与领导形成了很微妙的人身依附关系。”
“秘书腐败”的实质是决策权和执行权互动互用的“集团性腐败”。从1996年的“陈希同案”到2000年的“慕马案”、“丛福奎案”,几乎所有高官垮台的背后,他们的秘书无一不是极深地介入其间。

分析这些均有秘书参与其中的腐败要案时,梁认为:“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既使他们易得到重用,同时往往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因为“‘假借名义、盗用权力’很可能成为‘舍卒保帅’的最好借口”,“这是秘书弄权的‘风险’”。

秘书角色与秘书部落

“秘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其实不惟中国,国外也是如此。”另一位行政学研究者关钟叔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为在政治机器的运行中,政治人物面对的公众是不特定的,工作对象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直接决定要更好地行使公务人员的服务职能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秘书这样一个角色。”“美国秘书的政治地位同样非常高。像汉密尔顿·乔丹,没有多少人敢去冒犯这位美国前总统秘书,在‘白宫人物排列表’上,他的名字甚至排在前国务卿万斯和前国防部长布朗的前面。”“区别在于,你是作为一种公共权力角色,还是一种个人权力角色?”

“关于秘书的职务角色,曾有过4M的说法,是指秘书应该扮演四个不同的角色:Manager(事务管理者、执行者)、Mother(像母亲一样关心领导)、Model(具备良好的形象举止)、Maid(像侍女一样照顾好领导)。”关钟叔认为,在权力个人化的过程中,秘书角色也随之“个人化”,公务服务的职能逐渐向生活服务倾斜。

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起步的时候只是北京市财政局的一个普通干部,据说,时任北京财政局局长的王宝森起初对其并无好感。而闫振利抓住“支援西藏建设”的机会,每次回京休假总要携上西藏的土特产去看望王宝森,帮王宝森安装浴盆、买电视机,揽下了王不少的“家务事”后,逐渐取得了王的信任。王宝森升至副市长时,闫从西藏返京,王辞去原秘书,点名要了闫振利。而陈健被陈希同所赏识,除了因为其“活络的办事能力”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健的乒乓球打得不错,在办公厅工作时可以经常陪陈希同打球。

“政治生活私人化,秘书角色的含义就变得很晦色了。”关钟叔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闫振利在任王宝森秘书时,曾以私人名义从海淀区财政局拿走20万元的支票说,“到时候由市财政局还”,而市财政局碍于王宝森的面子,不仅没有追究还给闫暗中圆了账。

“从我国官吏制度的演变来看,秘书角色由官员逐渐向职员衍变。然而,我国秘书的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社会、领导包括秘书自身都把秘书视作官,而且是更实用的‘官’。就像李真,即便后来担任省国税局长时也没有放弃‘河北第一秘’的角色。”关钟叔认为,秘书角色失范的直接后果是公共权力分解的不合理、权力界限和权力责任的不明确以及权力监督目标的不确定,“道德力量与权力监督力量的双重失效使秘书腐败变得难以遏制”。

关钟叔在观察几起“秘书腐败案”时指出,一个能够成为上级心腹的秘书,必须很好地替上级完成个人权力的扩张和延伸。“也就是说,秘书必须深谙政治游戏的规则,能够帮助领导疏通同级官员和上级官员的各个关节。而秘书的工作方式一般是与对方官员的秘书交往,这使得身处同一官系中的秘书往往相互之间私交很深。”

“因此,多数情况下,一个集团性腐败案件的背后都会有一个秘书部落。从这个角度上看,在反腐案件里,‘秘书腐败’案极具标本价值。因为,我们从‘秘书部落’的活动情况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权力结构中权力具体运作的方式和脉络。”

失控的权力场

曾经有文章分析闫振利的腐败,说闫“钻了一个空子:人调到市政府工作,行政关系、党的关系却还留在市财政局”,“两边都管不着他”,使闫“失去了监督”。

而梁木生指出,这种看似偶然的因果中蕴藏着中国秘书现象的一个客观问题:“秘书部落”的普遍失控。“在权力组织的框架中,这里面留出的空白太大了”。

梁分析说,秘书选拔任免的权力直接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因此对秘书的监督是上下级的行政监控。对于进退一致、利益与共的官员和秘书来说,这样的监督无疑是形同虚设。“同时,这种监督失控会被官员所利用,因为与秘书相比,他们处于相对复杂监督下,一些难办的事交给秘书去处理会‘安全’得多。”
“许多人在谈论政治权力缺乏监控,但并没有多少注意人到,实际运作中,这种权力失控的过程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秘书来完成的。”

梁木生认为,在这种失控的权力场中,秘书的作为让政治表现出了更为浓厚的人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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