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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国际任务

2002-10-16 10:18 作者:陆丁
这种态度同样在我们采访柴傅律师事务所向东律师的时候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对于像福耀总裁和向律师这些需要去实际解决问题的人来说,法庭公正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更像是一种积极行动的前提。道理很简单,在被别人提起诉讼之后如果还不相信法庭公正,就等于是不相信问题还能有一个满意的解决。

“反倾销”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间行为尽管美国的案子还没得到一个满意的了结,尽管对于福耀公司来说,美国市场比加拿大市场要重要的多,福耀在加拿大的胜诉还是普遍被看成是一种具历史意义的胜利。当福耀这场被称为“入世之后的第一宗反倾销案”8月30日在加拿大结案之后,中央电视台在9月8日的《对话》节目中采访了福耀总裁曹德旺。引人注意的是,与媒体及观众的高度兴奋相比,福耀总裁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成是“无所谓”。而且,福耀总裁的这个态度,居然来源于一种初看起来多少有点天真的信念:“我相信(加拿大)法庭是公正的。”

这种态度同样在我们采访柴傅律师事务所向东律师的时候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对于像福耀总裁和向律师这些需要去实际解决问题的人来说,法庭公正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更像是一种积极行动的前提。道理很简单,在被别人提起诉讼之后如果还不相信法庭公正,就等于是不相信问题还能有一个满意的解决。

尽管可以相信“宪治国家”在司法过程中的公正,但问题是,从保护自由贸易的角度看,现在被美国、日本或者欧盟频繁使用的“反倾销法”本身却并不那么合理。按照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副会长赵维田在一篇《论WTO中的反倾销规则》文章中的说法,反倾销法已经“被理论界驳倒了”。在这篇文章中,赵维田引用了这么一个例子——假设一个企业生产某个商品的固定成本、可变成本(比如人工和原材料)和利润分别是6元、10元和4元。那么它在本地的售价是20元。但如果它为了扩大利润而加班,并且把这部分商品卖到国外,那么它卖给国外进口商的价格就可以(不算运输成本)只要14元,而利润仍然是4元,因为固定成本已经通过加班之前的那段生产收回来了。但是按照现在反倾销法规定,这种定价已经构成了征收反倾销税的一个关键条件:在国内的销售价格高于在国外的销售价格。

事实上,以美国现在的法律为例,征收反倾销税有三个条件,一可以粗略地说成是国内售价高于出口价,即所谓差价销售;另一是美国本土生产同样商品的企业受到了实质性损害或者实质性损害威胁;再一是上面说到的损害或者损害威胁和差价销售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可以看出,整个征收反倾销税的关键是要防止美国本土企业受到出口国企业“低价”销售的伤害,而无论这种“低价”到底是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通过自由竞争配置资源,还是某种通过掠夺性低价夺取垄断地位的做法。换句话说,WTO的反倾销守则(世贸组织协定第6条)与其说是为自由贸易服务,不如说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中为各国贸易保护行为留了一个后门。一个明显事实是,随着关税不断减免,反倾销案件数量则呈上升趋势。

而且,由于反倾销这种贸易保护手段主要是针对“低价销售”,它对像中国这样巨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损害尤其巨大。因为,尽管并不是只有发展中国家才会使用低价策略来获得出口市场,但低价却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出口战略中的主要优势。从这个角度说,尽管反倾销诉讼既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生,也在发达国家自己之间发生,但它仍然可以说是对发展中国家一种歧视性的法律措施。而加重这一“歧视性”的,则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因经济实力而带来的应诉能力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为企业代理诉讼事务的法律事务所,可以采取“积极应诉”态度,作为企业和进出口事务的主管部门政府可以去执行“指导与协调”职能。但更重要的是,作为WTO成员,国家应该利用自己的WTO成员身份,努力改变反倾销法这种法律设置对自己的不利影响。换句话说,因为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不同,所以即使面对同样的法律也会有比较有利和比较不利的差别。而这时,国家的任务,就应该是参与国际组织的立法或者法律修订活动,为自己的企业争取一个较为有利的法律环境。

其实,对于反倾销这种法律框架,在学术界已经有了很多种改进主张。最激进的一种是从自由贸易理念出发,希望用国际竞争法或者反托拉斯法来整个取代现在的反倾销框架。“慕尼黑守则”就是这样一种替代方案。而最为现实的一种,则是主张以现有的反倾销规则为基础来进行改良。至于改良方向,则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扩大和强化所谓“公共利益条款”,也就是说,认为对倾销的认定和对“损伤”的确定,对反倾销调查和措施的采取,不能只着眼于本国某个行业,而也要考虑到消费者利益和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与损害。另一方面就是要把中小型企业和出口商直接排除在反倾销范畴之外。而这两点看起来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换句话说,学者们把国家的研究工夫也都省了,而反过来,剩下的事情,别人没有国家这重身份也都办不了。

“政府要是能更强硬一点就好了”

——专访福耀汽车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反倾销办公室主任黄中胜

记者:现在福耀是主要准备上诉呢,还是和行政复审一起进行?

黄中胜:是一起进行。现在的上诉,国际贸易法庭等于是把三个案子合并在一起了。一个是我们对美国商务部的,一个是信义(另一个汽车玻璃厂家)对美国商务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原告,就是美国PPG公司对商务部的。

记者:PPG?

黄中胜:对,他们主要是来捣乱,要把水搅混。反倾销诉讼和一般的民事诉讼不太一样,上诉要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各方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个我们从4月就已经做了,现在基本完成。第二个阶段是各方为自己辩护,然后是各方相互反驳。所以等初步裁决出来,至少要到明年10月。而行政复审是明年3月开始,持续一年。所以现在我们是同时准备。不过是委托两个不同的律师事务所进行。行政复审是伟凯(White & Case),上诉还是我们原来的那个律师。

记者:福耀在准备上诉的时候提供了什么新的证据?

黄中胜:没有。因为我们主要主张是美国商务部的裁决违法。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它的做法不合法,也就是程序上的问题。因为,尽管有所谓“关门听证会”,但美国法律规定这种听证会应该在结束后立即将消息披露给相关各方。美国商务部是在裁决出来之后才通知我们的。另一个就是它的做法不符合惯例,美国的法律体系本身是案例法,简单说就是判决应该遵循前例。但商务部的这次裁决是违反前例的。另外就是他们的裁决没有证据。

记者:福耀在美国的案子和在加拿大的案子有什么不同?

黄中胜:在加拿大我们做的是无损害应诉。在美国是无倾销应诉。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

黄中胜:其实主要还是看方便。如果能认定无损害,当然反倾销就无从说起了。但在美国做这个比在加拿大困难。因为加拿大是给了我们整个汽车玻璃行业市场经济地位的,可是美国就没有。

记者:就是说美国的应诉主要是涉及福耀自己的,而不是全行业的?

黄中胜:是的,但如果我们胜诉对其他企业也有帮助。因为现在美国之所以对我们的反倾销诉讼这么频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有一个博顿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允许美国的原告企业如果胜诉可以获得国家对被告企业所征的反倾销税。这等于是鼓励美国企业提起这种诉讼。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博顿法案前一段时间已经被世贸组织裁定为违反了它关于反倾销的原则。如果我们胜诉,对其他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会有帮助。

记者:如果,只是如果,在美国的上诉结果不是很理想,福耀会上诉到WTO吗?

黄中胜:会,但那就要政府出面了。WTO是调节政府之间关系的。

记者:什么程序呢?

黄中胜:就是我们提交一个申请。

记者:那出不出面还是要由政府部门决定。

黄中胜:对,但是一般都会的。

记者:在整个应诉的过程中,您有没有那种“要是能有什么帮助就好了”的想法?

黄中胜:当然。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政府能够出面帮助我们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希望政府能够更强硬一点。现在的情况其实是,我们和PPG就是两个儿子在打架,打得不行了,人家的老爸就出来帮拳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出来,咱们不是经常说“父母官”吗。当然这跟实力、跟态度也有关系。其实在国外,人家的领事馆经常因为一个十几万的案子就发外交照会。

记者:在加拿大的胜诉对美国的案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黄中胜:其实影响主要是对我们自己政府的,能给政府增加信心。比如外经贸部。

记者:福耀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事先规避反倾销诉讼呢?

黄中胜:那就是独门秘籍了,不能外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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