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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难慰藉亲族的非金钱方式

2002-10-14 13:53 作者:金焱 张永恒 2002年第22期
因各种不同原因卷入灾难的人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心理灾难

5.7空难的遇难者家属到海边祭奠

灾难之后,对很多家属而言,灾难才刚刚开始。

受到灾难创伤的人,在给予他们集体性、仪式性的慰问和金钱赔偿之外,人道关怀能否延伸到他们心灵深处,照亮他们陷入灰暗的生活?这是一个有赖专业支持的系统,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道德基础

灾难重演

5月26日,华航空难第二天。在大陆、香港、台湾各地悲恸蔓延的同时,西安杨森公司正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三名“5·7”空难罹难者的追悼会,该公司一位员工家属低声告诉记者:“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有无法承受的灾难,尤其在心理上……”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专门关注创伤性事件后的心理应激反应。该所副教授马弘解释“应激反应”时说,这是针对一些突发的异乎寻常事件的反应,他在“异乎寻常”四个字上作了特别的强调。

马弘的同事吕秋云参与过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特大火灾、2000年洛阳“12·25”特大火灾、2002年大连“5·7”空难等重大灾难的干预实践。刚下飞机的她,说起1995年元月1日她在克拉玛依做家访时的经历,“那天上午我们走访一个孩子的妈妈。着火时她在河北老家,听说克拉玛依着了大火,就急忙赶了回来,但是大儿子已经不在了。逝子之痛使这位妇女的表现完全失常:她不停地在家里来回走,边走边哭边喊,24小时不停,连着走了四五天。当时我们一进楼梯,就听到她在哭喊。”

“5·7”空难后,遇难者家属的失常程度相比要轻很多。同在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工作的汪向东教授说:“他们注意力不集中、有的人感觉无望而麻木;大多数人做不到不去想灾难,生理上也因为受了太大的刺激而开始头痛、疲乏、过敏……在灾难的前提下,这些失常是正常现象。”

视角再宽些,因各种不同原因卷入灾难的人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心理灾难。最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就是救援人员。发生在河南洛阳东都商厦的洛阳大火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个案。吕秋云说他们2001年元旦在洛阳与当地三个精神病院和防疫站那些参加尸体消毒的人员座谈——这些其实也属需要“干预”的人群。这些人的失常反应的有关细节是,有人一看见女士抹口红,尤其是那些抹得稍微浓些的,就想起尸体——当时大厦四层的死者都在歌舞中娱乐,很多女士那天都抹了很重的口红。

马弘告诉记者,有这样反应的都是小伙子,他们每天要给尸体打两遍药水,为了不损伤死者面容,每天都要先把尸体的脸部蒙上、手部套起来,洒完后再拿下来,第二遍时再给他们戴上。“每天死者的头要摸好几遍”。

灾难的影响是长期的,对于卷入其中者尤其如此。1998年张北地震,“13.6万间房屋倒塌,24.6万间房屋成为危房,49人罹难,上万人受伤,4.4万人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季节无家可归”。汪向东分别在灾后3个月、9个月和17个月对该地区进行研究。他说,张北地震后,外界的关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在这些灾民身上。刚开始,灾民们凝聚力增强,相互间支持的事例也俯拾即是(尤其在重灾区),灾难似乎没有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压抑。汪向东用专业术语概括说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病率低”。但过一段时间以后,外界的关注下降,灾民的凝聚力也大大下降,相互支持也少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病率大大提高。

心理伤害的长期性在美国有一个明显的标本:美国的一个大坝被冲垮后,当地受灾居民中,有的人在事隔20多年后,还存在着一些失常反应。失常的表现有时是潜在的,似乎变成了部分灾后人群的下意识行为。汪向东说,有些已经不只表现在纯粹的精神方面,可能还会表现为各种躯体的症状,这些人会不停地去医院,不停地检查。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心理灾难不只是影响他一个人的生活,还要影响到所有与他相关的人的生活,最终影响社会关系和社会功能。台湾大学医学院精神部廖士程先生说,这是社会心理重建。

说?不说?

台湾“中华航空公司”5月25日在澎湖外海失事后,媒体报道说,台湾许多宗教团体、民间组织都在进行“志工活动”,“华航”也有两百多名志工负责接待、安排空难家属,进行“一对一”服务。服务内容就是心理干预。“空难家属哭诉时,他们会静静倾听并适时送上纸巾;了解到罹难者家属有高血压病史,立即找来降压药品;发现家属站在太阳下,马上将他们扶到树荫里……”

汪向东觉得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大连空难,中国对灾后心理创伤干预有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中一个方面是“5·7”大连空难也出现了为罹难者家属服务的志愿者。不过比起台湾的志工来,志愿者们的心理救援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有人总结说,他们一天到晚总是跟着家属,结果“提供关心的人和被关心的人都很累”。马弘说,“家属遇到打击后哪些表现正常,哪些不正常,志愿者们没有专业知识根本分不清。”

此次空难中,一个孩子还很小的机上乘务人员罹难,坏消息是否告诉老人成了一个难题,而北航内部作为志愿者的员工跟着家属劝了四五天,最终连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告诉长辈。
专业性的表现是具体化到每一个细节上的。汪向东仅以语言为例,他说:“你说一句话,在什么时候说,用什么语气说,由谁来说都要考虑。”马弘说在大连空难后,接受了心理干预的家属对他说:“你们比较专业,你们的话我们爱听,而且,我们面临的都是具体问题,你们给了我们真正的帮助。”

专业人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由一个诊断标准来判断家属们的精神与行为障碍。吕秋云在克拉玛依见到的那个不停地走的母亲被她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她的激越性活动过多。另一个9岁小女孩的母亲虽然也是急性应激反应,但是她的症状却完全不同,吕秋云说叫“亚木僵状态”,她仅因为一直没去医院看女儿,觉得对不起她,就回家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也不动,后来干脆打开煤气自杀。

治疗也需要同样的严谨。台大医学院精神部主任医师廖士程说,国外有一个理论是debriefing,就是在受创72小时做好分享传递工作,让他们谈“受创经验”。用更通俗的话说,就是不加评论地倾听。吕秋云发现,经历了克拉玛依火灾后,那里的每个家属,每人的表现都如出一辙:他们一遍遍地说着火时他们在干什么,如何在医院、殡葬馆四处寻找孩子,发现孩子后如何后悔。通常人们的做法是:担心家属们提及这些事会加重伤心,所以就阻止他们,或是在他们说后评论一番。其实,这种好心最后可能会阻塞“情绪疏泄的通道”。

“不停地走”的那个母亲的治疗有些特殊,吕秋云说她是反应最重的,所以临走时给她吃了安定类的药。人在悲伤时思维比较局限,汪向东因此说,大部分人是不会出现明显精神障碍的,所以不用用药加以控制,而用药与否是与精神和行为障碍的程度紧密相关。

吕秋云在1995年元旦过后三天左右,又去看那个“不停地走”的母亲,“一进门,她的小儿子就告诉我‘我妈妈好了!’”她向记者转述。实际上,激越性活动过多者在接受治疗后,一般在两周内逐渐安静。马弘说,两周也是普通人度过灾后心理障碍大体需要的时间。

生存空间

在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工作的严俊接受采访时说,受灾人群的心理应急工作,是我国下一步精神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对这次在大连的心理危机干预治疗,严俊的评价是:虽然只是一次局部干预,但却是国家相关机构第一次主动去做这个工作——克拉玛依火灾时北大精研所是“应邀”派人参加,当地救援人员发现这些伤亡者家属有许多心理问题,因而“向北京的专家求助”,是被动的。

汪向东说他们在大连的角色其实也是“志愿者”,做心理干预的“主动”也体现在这里,“是我们给杨森公司打的电话”。如果没有空难,杨森公司的几名罹难者与汪向东们将在大连共同参加一个国际性会议。电话打过之后,汪向东们又要四处解释,他们不只为一家公司服务,“上面说到了高层领导,下面说到了每一个具体的接待员”,终于在临上飞机前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灾后培训。

而说起克拉玛依那一次,几位做心理干预的专家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在大规模的灾难面前,他们作为专业人员的感觉是手足无措。

马弘记得当时指挥部把需要干预的名单事先递给了他们,“第一天我们从早到晚总共跑了7家。结果只在第一个那里记了病例,后来越记越少,最后就只记了个名字。”出现这种状况,马弘说是因为“脑子里都乱了,按照书上说的原理应该出现的,与实际情况又不一样——我们不知道如何评估,如何验证书上所说的情况”。

这种“心里没数”的局面,马弘说是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才缓解,“可能是高强度的工作一下子就适应了”。

在事后的比较中,北大精研所的人认为克拉玛依火灾那次的工作最大的特点是:“政府支持”。其实在中国,对家属们的抚慰是政府一直都想到的。汪向东称,媒体在灾后报道的一句话经常是“灾民情绪平稳”,这是因为国家总要派出相当级别的领导去慰问。但是作为精神卫生工作的专家,他们觉得这种慰问还是停留在一个相对浅层阶段,还需要针对不同个体、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阶段进行深入“慰问”。

洛阳大火那一次,他们遇到的是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严俊说他们那次是在洛阳大火事后以“卫生部考察”的名义去的,主要是为救援议案作准备。但是他们却没有接触到受害者家属,因为“当地政府不允许”。

让他们稍感安慰的是,“在火灾后第四天,与卫生部官员一起到达现场,进行了专科医生培训和对善后工作人员的集体干预工作,共5天”。这5天的工作之所以值得珍视,汪向东说,我国真正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不足一万人,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数字和自然灾害、人为灾害频发的国情,专业人员的匮乏是一个问题,而迄今为止受过培训的人员也不到200人。另外,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非专业人群在做心理干预的工作,他们是工会、人事等党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个人群却并不让人感到轻松。

“刚刚开始”是对我国心理救援状况的一个界定,要干预的,不只是人的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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