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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经济”模式的待解难题

2002-10-11 14:31 2002年第22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被采访者称,如果不能注意到这些,南丹审判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而相比之下,刚刚发生的“运城矿难”的确被以更极端的命令结束:“一天内炸毁所有私人煤矿。”

矿塌了,矿工又转到了新的矿井

记者采访过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面临的问题在南丹更集中地被表现出来。因为在那里有极其丰富的资源,在政府权力没有从经济领域退位的背景下,权力与资本可以各自在这里充分地表演:勾结并争夺。吴敬琏指出,当前“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了五“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轨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要的关节点。这一切在南丹应有尽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被采访者称,如果不能注意到这些,南丹审判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而相比之下,刚刚发生的“运城矿难”的确被以更极端的命令结束:“一天内炸毁所有私人煤矿。”

以简单的行政方式去结束矛盾,问题可能只会更加复杂与尖锐。

如何看待南丹的问题?对此,中国政治学专家梁木生教授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我在南丹采访时感觉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尽管事故不断,老百姓对官员与私人矿主似乎并没有太多抱怨。

梁木生:老百姓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每天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掠夺和交换。矿产资源与其他国有资源不同的是,它很难明确地看见并计算,加上南丹信息的封闭,应付于生计的老百姓与财富阶层的对立就要小得多。

三联生活周刊:“7·17南丹矿难”的审判牵出60多名南丹官员与矿主,他们的罪名并不是“隐瞒事故”,而是“行贿”与“受贿”。在您看来,是什么让南丹这么明显地表现出“官商一体”?

梁木生:根本问题在原始产权没有界定清楚。政府控制产权来发展市场经济,这样,南丹数量庞大的私人资本是在庞大的国有资产受政府控制并推向市场运作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这些私人资本注定要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联生活周刊:很早就有学者把中国私人资本的这样一种膨胀称为“中国当代的原始积累”,可以这样来形容南丹吗?

梁木生:南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其实是典型的权力集中的政治与模拟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体,这里面存在着许多体制方面的巨大漏洞,这种情况决定了谁掌握资源或资源的配置权,谁就能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在南丹,很明显,实质上控制国有矿产资源和其配置权的是私人矿主的资本和政治官员手中的权力,一旦这两者结合起来,便迅速开始了国有资产流失和私人资本膨胀。这也就是这种“原始积累”的状态。

联生活周刊:“权力经济”模式是这种“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的普遍性应该不仅局限于南丹。

梁木生:很大程度上它打破了原有社会权力的格局。原始的民间资本无论在创造利润的能力还是对社会经济整体层面的影响上,都不可能局限于政府权力所规定的框架内,而政府权力又并未从经济领域退位。在这种局面下,权力向经济集团索取利益,经济力量要求分享权力在中国更广泛的范围内普遍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社会为这种发展和变化付出了什么成本?

梁木生:事实上,在“权力经济”模式下,存在着一个既不同于计划体制又不同于市场体制的资源配置系统,也就是一种非正常的官商社会关系网络在承担社会资源分配。这种寻租活动让社会付出的成本是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和政府机能的侵蚀。少数资本和权力所有者在短期内积聚起巨大财富,将社会结构引向更危险的失衡中。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解决这种难题呢?

梁木生:要区分清楚政权的权力和财富的权力,前者体现为不平等而后者体现为平等。只要产权界定清晰,政府不再控制全部社会资源,就无法用权力提供资源给个人资本,也无法任意用政权的权力干预财富的权力。政府应该提供的资源,是秩序性资源、安全资源、政策性资源这些公共资源,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节制资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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