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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矿工活着的代价

2002-10-11 16:35 作者:庄山 2002年第27期
生产必须违章,不违章不能生产

 面对生命和产量,安全只能高悬在空中

对于煤炭企业的井下工人而言,安全生产跟生命的含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6月20日,鸡西煤矿发生瓦斯事故,死亡115人,安全再次成为讨论的重点。然而记者深入的调查发现,对真正的煤矿工人而言,生存压力更重于安全,他们再三论证的结论,明显地存在一个悖论——“煤矿生产必须违章,不违章没法生产”。“6·20事故”中遇难的矿业集团总经理赵文林,是煤矿系统乃至鸡西地区普通人心目中的英雄,虽然他想解决的问题只是“开出工资(给矿工)”。对矿工们来说,生命的意义已经在煤矿生产不景气的现实面前被挤压到了最底线的层面。安全,至少目前对他们而言,显得有些奢侈

四块石头夹块肉

鸡西市的东边和东南边与俄罗斯接壤,这座山中的城市距哈尔滨480公里,最快速的沃尔沃大巴也需要6个多小时车程。矿业集团总公司宣传部副部长刘维久介绍说:“煤炭在鸡西地方经济的比重达到40%,而在人口比例中,矿务局的人占了近一半。”

鸡西矿业集团总公司大楼坐落在鸡冠区最繁华的中心大街最南端山包上,矿业集团现存的10大矿分成南北两个区域,共有职工家属46万人。发生“6·20矿难”的城子河矿位于北区,距市区最近,只有7公里。

6月27日下午4点,城子河矿大门前只停着几辆摩托车出租,停产的矿区显得有些冷清,电话里调度室的同志冷冰冰拒绝了记者进入的请求。

4点半后,刚刚升井的工人开始陆陆续续走出来。“这几天我们都是正常下井,主要是清理巷道和事故现场。”“爆炸那天我离爆炸地点有1000多米,当时就像后面有人用力推了一把,咕咚一下就趴那了。”王里万(化名)今年38岁,已经在井下干了23年,大小事故经历了无数,“当时真没害怕,站起来时,焦黄的烟可劲冒,听到刚从那边检查完回来的矿工程师喊‘快跑啊’,我们几个才赶紧往外跑,想来后怕呀。”

“都是一块下坑的,我们升井他们却上不来了。”张子华(化名)说话时候显得非常伤感,“爆炸发生在上午9:45,中午12点救护队进去,五六个人抬一个,腿直打哆嗦。这两天抢险的人都带着酒精、消毒水,下去都要发口罩和手套,昨晚(6月26日)又搬出来两具尸体,据说今天还能上来几具。”张子华从出事之后“天天喝酒”,他的解释是:“活着上来了,庆贺一下吧。今儿哥几个在一块喝酒,明天没准就上不来了。”

说起井下工作,矿上的每一个人都用了“四块石头夹块肉”来形容,在他们的认识里,拉个口子破块皮根本就不叫受伤。矿工家属都有同样的认识,“矿上一说出事,准定就是大事”,所以井下的矿工都有个习惯,就是一升井立刻往家赶,即便有点什么事也要给家里捎个信儿,于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往往就是家和井的两点一线。矿工们一般是8小时3班倒,白班早上8点下坑,下午4点上来。“但真正每个班的时间都得超过10小时,基本上是早上6:30出家门,下午6点多才能回去。”

在采访的几天里,记者走访了三个矿,但对矿工们夹杂了许多术语的描述始终没有真切感觉。6月29日下午,记者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个下井的机会。二道河子矿是南矿区的一个大矿,距离鸡西市区大约16公里,出于安全考虑,矿领导安排了“最近、最舒服”的一段行程。

在领导和外来人员专用的更衣室,记者开始做下井前的准备,“线衣、线裤必须穿在里面,因为巷道里风很大。”与线衣裤的破旧程度相当,外面的蓝布工作服也已经洗得发白,并且肩部和前襟都有几处磨破,在穿高腰水靴前还要包上裹脚布,其实只是一块洗不出来的发黑的普通白布。戴上安全帽后记者下楼找到陪同下井的矿安检科长宋来光和回收区书记姜法书,他们今天已经是第二次下井,工作服布满煤尘,并且都有大块的补丁,姜法书介绍说:“工作服原来是一年一身,但这几年钱紧张一直都没有再发。”

矿区门口就像一个礼堂,七八根原木支在那里,进门的二楼是工人的澡堂。向左拐,甬道两边各一个大屋,里面排满了高大的木架子,从右边的小窗口领出矿灯,左边领的是自救氧气罐,碱蓄电池和自救罐加起来将近10斤,用一根绿色的帆布带子系在腰间。宋来光又走到前面一个窗口领了个烟盒大小的“便携”,这是每个工作队配备一只的瓦斯检测仪。

工人下井和升井都要签到盖戳,无论工人和干部下井不到4小时就不算下井,而每下一次井工人可以挣到3元钱,干部能拿到1.5元。下井的罐并不是全封闭的,它由铁板构成,进出口是可以横推的铁栅栏门。6月29日,二道河子矿已通过验收正式开工,下午5点,记者准备下井时正赶上工人交接,在咣啷啷的声音伴随下升井的罐到了地面,匆匆走出来的一群人满身油黑,脸上只剩下眼珠中的一点白色。

记者要去的回收区在地下300米,这是“2水平”的工作面,这里没有大的采掘,只有对煤柱的回采,真正的作业面在地下600多米的3水平。罐一开始下降,四周便陷入了一团漆黑,只有头顶的矿灯发着微弱的黄光,能感觉到鼻子里有煤尘的刺激。

用工人们的说法,到工作面的路程分为“北京、哈尔滨、鸡西三段”,在主巷道(又称大巷)有照明的日光灯,上面灌下来的风很大,底下除了纵横的铁轨外,基本显得宽阔、平坦,大约走了12分钟,进入了“哈尔滨”的路段,地面坑坑洼洼,不时有水坑需要跨过,照明的灯光也没有了,头顶的岩层有多处脱落留下的痕迹。又走了6分多钟,向右转入了一个只容一人通过的巷道,这应该就叫“鸡西段”了,两边的木头支撑着矿顶,多条管道也向里面延伸,左上方一根半米直径的黑橡胶管是专门送风的。脚下是岩渣的上坡道,不时就要弯腰钻行。将近10分钟,前面已经直不起身子,潮气和汗液把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两边的煤层清晰可见。宋来光介绍说:“每个采掘区要留下一段煤柱,两边就叫梆,作业工人要求敲梆问顶,因为冒顶、片梆是经常发生的事情。”2水平的煤层只有1.2米,在“掌子头”(工作面的最前沿),几名刚接班的工人正在工作,这里只能蹲着,姜法书说:“我们工人在这个工作面上都是趴着干的。”

记者到的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作面,一些感觉也还难以体会。据工人们介绍,工作面的温度通常达到28度甚至最高到了38度,不能常洗也洗不起的衣服黏糊糊地粘在身上,“不穿作业服属于违章,但大伙都是光着腚干”。加上煤尘和噪音,一干完活,工人在井下一分钟都不愿意多呆。

平岗矿的掘进工孙修章把井下工作说成“吃阳间饭,干阴间活”,这种比喻恐怕考虑更多的还是安全没有保证。二道河子矿党委书记车永年介绍说:“我们全矿现在有400多个工亡家属,煤矿大多2个月左右就有一个伤亡,有一年我们只死了一个是最好的一年。”在城子河矿工作了22年的张子华的总结是:“片梆、冒顶事故没少出,每年都有死亡事故,一年一个不死就不正常了,煤矿就是死人的行业。”

拉着饥荒生活

城子河矿的每个接受采访的工人都要求隐去姓名,他们的理由是人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见的,然而丈夫在这次事故中身亡的萧乐清(化名)提出的理由却令人吃惊:“别用我们的名字,这让我们太自卑了,这都什么时代了,我们还过这样的生活。”

萧乐清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她这些年一直在外面打工,1990年结婚时,丈夫一个月开90元钱,那时候一睁眼想的就是结婚欠的账怎么还。孩子出生后,自己机件厂的工作也辞去了,丈夫总也不开支,压资压得太严重,一个月的工资得分好几个月花。她心里一直存着一个歉疚的疙瘩:“孩子才几岁时候,想吃一袋3毛钱的方便面都买不起,在外面打了孩子,回来我抱着孩子哭。”萧乐清开始做服装生意,也在鸡西市里打工,但一天12个小时的付出换回来的是每个月不到200元的收入。2000年,她去了大连,每个月省下的几百元比起矿上的大多数家庭来已经是相当优越的了。但每年烧煤700来元钱,孩子上学的千把元钱,再加上各样的随礼让她的家庭还是“存不上钱,结婚前买的什么就是什么,再添东西就不可能了”。

记者走访的三个矿的诸多家庭面貌非常近似,包括萧乐清家在内,都住在带个院子的农家平房中,院子里种了几样蔬菜,屋里1/3的位置盘着大炕,其他的摆设只有一个大柜、一张木头桌子和几把简易的凳子,家用电器都是20英寸的彩电和一台双卡的录音机,并且他们还都承认,“比我们难的多的是呢”。

矿业集团的各个矿之间虽然不尽相同,但欠资的情况差别也并不大。从90年代中期开始,拖欠工资最多的在30个月以上,而在经营最不好的1998年,全年只开了两个月的工资。矿区流传的一个谜语这样说:“矿务局长工资,打一家用电器,谜底是空调。”宋来光回忆说:“80年代后期开始这十多年,就没长过工资,也没再进来一个大学生,不仅技术人员严重不足,30岁以下在井下干的都没多少。”

矿业集团现行的是“漏工资”制度,各矿全额承包,工资完全和产量、经营挂钩。城子河矿的效益仅次于杏花和正阳,截至2002年6月事故前,半年也仅开了两个月工资,几位二十多年工龄的井下辅助工最多的一个月拿了400元,一位工龄31年的地面辅助工一共拿到了不足700元。位列倒数的平岗矿,17岁入矿、今年47岁的工会主席李国林上个月只开了296元,而该矿的翻砂工李宾扣除各项费用后半年来只拿到了6元2角8分钱,在十大矿中排名第四的二道河子矿采煤工郭升明一天不落的下井,上月开了800多元,而在开资前一天,身高1.6米的瘦弱的他与比他更弱小的妻子一起做了个检查,查出他的胆囊炎和妻子的浅表性胃炎,仅检查就花去了他们200多元。弱小的妻子每月都有精打细算的账目,“他在山东平度的孤身老母亲每月要寄去80元,12岁上4年级的儿子一学期交500多元,三口人一月的吃喝将近500元,再除去水电费就不能想别的了”。在她的算计中,一直也没有提到自己和丈夫吃药所应该投入的费用。走到他们院子里来的几位工人都不无羡慕地说:“他们家过得算不错的了。”

以矿区的家庭结构而言,男人下矿挣钱,“老娘儿们绝大多数都不工作,只在家伺候掌柜的”。但男人们的工作并没有拿回养家糊口的生活,家家户户都有借钱的经历,“钱都得跟亲属借,旁的也借不出来”。男人们该想的主意也都想了,包括冒更大的危险到私人矿下小井,扛着板锹在外面卖苦力,但没有更多技能的他们并没有被外面的社会接纳。孙修章是晃着膀子走进他弟弟家院子的,满身酒气的他说话很冲,他今年36岁,“1986年挂号(下井)以来一直干掘进”。2001年他曾经到青岛做过买卖,但矿上强调回矿否则后果自负时他还是回来了。“我十多年工龄丢了值不当,那样的话啥也没有了,就跟盲流一样。”对大早起媳妇起来给做饭,晚上回来又端出热饭菜,自己却总也拿不回工资的现实,他也和其他男人一样感到悲哀。在下井的时候,他们考虑最多的似乎并不是安全规章,而是怎么干出更多的活,挣到更多养家的钱。他们普遍的做法是用布把掘进探头上测瓦斯的仪器捂上,“那是风电连锁,探头一般达到0.5就响,达到1就自动断电,一断电完不成掘进进尺怎么办?”

最令矿上的男人感到尴尬的还远不止这些,矿上一种普遍认识就是男人出门不好找活,女人出去容易找到活。一部分女人离婚外嫁了,更多出去的女人并没有舍家弃子,但她们在外面从事的也并不都是正当的职业。一个矿的一栋家属楼,平时根本看不到年轻女人,照某位矿长的话说:“我们这地方就是笑贫不笑娼。”

吃饭就是硬道理

“6·20事故”中遇难的矿业集团总经理赵文林不仅在系统内部得到广泛认可,就连出租司机在内的社会人士也对他交口称赞。一名小企业老板用“百里长街送文林”来形容当时的情景,宣传部副部长刘维久介绍说:“赵局长的尸体停了一天半,这段时间里,排成两队瞻仰的队伍就没断过,少说也不下5万人。”

赵文林2000年调任鸡西矿业集团总经理,2001年整个集团第一次按月发放了全年的工资,工人们的话说得很诚恳:“煤矿工人要求最低,只要开得出工资就是好领导。”

集团副总经理姜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更大损失,照初步估计,本次矿难的直接损失是1000万元左右,恢复需要2000万元,但更大的损失应该来自停产整顿。“城子河一天产煤3500吨,按每吨120元计算,一天损失42万元;全局每天产23000吨煤,一天损失就是350万元,如果停产30天,损失就是一个多亿。”这对目前仍亏损15亿的矿业集团无疑又是雪上加霜的负担。

鸡西煤矿从伪满时期就开始了大规模开发,解放后,它曾经有力支持了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建设。1991年,它的13座煤矿以2000万吨的年产量排在全国十大煤矿之列,然而从1993年始,矿务局走上了下坡路,到1998年进入最低谷,年产只有521万吨,亏损达十多亿。姜明分析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那时“有水快流”的产业政策,“小坑口遍地开花,大矿要求一定的回采率,投入大量的科学设施,成本自然高。而小矿做浅表的破坏性开采,成本底,价格放开后,它们优势要大的多”。

鸡西煤矿一吨煤的制造成本是104元,加工后达到120元甚至更高,比全国典型的地质富存矿神华煤矿高出一倍多。在市场放开的形势下,鸡西煤炭不仅很难打到外地市场,连自己的市场也被瓜分,大连到大同与到鸡西的距离几乎是一样的,但由于大同的煤质好,大连的市场一直是大同煤炭的天下。牡丹江距鸡西只有250公里,而在几年前,“大同的煤都干到牡丹江了”。

就煤炭行业而言,产大于销的现实依旧存在,国家每年给煤炭业一定的亏损补贴,到鸡西矿务局的补贴是每年2.1亿元。而多年来,只有2001年在这一亏损点上达到了平衡。煤炭业也存在国有大企业共同的人员臃肿、管理粗放、浪费严重等诸多弊端,但更多的人们似乎并不认为这是造成衰落的根本原因。二道河子矿党委书记车永年用“欲哭无泪”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他在说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失控,显得非常激动:“前些年,一些大集团的总经理在年前都会亲自带人来请我们给他们批几千吨煤,可现在呢,我们局长去见人家,人家一个小处长就爱搭不理地给我们打发了。我们现在是无人理睬,无人问津啊!矿务局的局级干部一个月开不到600元,而地方的处级干部就能拿到1600元,社会的二次分配不公对煤炭工人是最大的伤害。”
刘维久认为,国家产业政策使煤炭的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这是“牺牲煤炭利益,把价值转入了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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