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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偷渡的中国跳板

2002-10-10 16:48 作者:金焱 2002年第24期
在生生不息的偷渡浪潮中,泰国是第一个中转站,中国是第二个

非法移民是困扰许多国家的问题

在生生不息的偷渡浪潮中,泰国是第一个中转站,中国是第二个

跳 板

巴拉马迪市金矿工人巴哈那吉2001年9月9日离境,同他一起奔赴瑞典的还有10名同村人。算上巴哈那吉在内的这十来个人只是奔赴瑞典的阿拉伯“团队”中的一个小分支,在生生不息的偷渡浪潮中,真正意义上的瑞典之旅的起点是泰国曼谷——曼谷是错综复杂的环球大偷渡中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曼谷是无奈之举——巴哈那吉到达安曼就被瑞典大使馆拒签。巴哈那吉和他的兄弟姐妹,以及许多已经成功偷渡到瑞典的人都是在被拒签后选择偷渡的,早他们一年行动的纳米尔被中国警方抓获后交待说:“2000年7月我到约旦,那儿有个阿拉伯人告诉我,想去瑞典就得先去泰国。”

泰国是第一个中转站,中国是第二个。

36岁的宰丹只有中学文化程度,他认为从北京去瑞典是一条便捷途径:“其他地方都比较难,我的许多亲属都是从北京转道走的。”

和宰丹在同一航班偷渡到中国的共有七男四女,不同于宰丹,他们大多数人行动很盲目,只知道一个基本事实:曼谷是偷渡产业的一大据点,起码伪造的护照很容易到手。曼谷有一个伊拉克人居住区,几乎与巴哈那吉同时抵达的欧玛尔就选择在此落脚,“那儿有许多人知道谁在卖护照”。欧玛尔说他通过一个人,花1025美元买了一本西班牙护照和一张去北京的飞机票。1025美元是比较普遍的要价,欧玛尔的同行者中最高花到了1500美元,最低也是1000美元。这些钱用于买护照,也包括签证。

卖护照的人不只是小贩子,他们是支撑跨国偷渡业的重要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蛇头角色,SAM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纳米尔和宰丹等人来自同一个国家,他们在曼谷或多或少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就被SAM组织到一起。第一次会面是去年11月8日,那天包括纳米尔在内一共去了7人。卖护照的人——SAM出现了。“当时我们是在一个饭馆见面,他给我们看了我们的假西班牙护照,并没有给我们。他给了我们飞机票,让我们持本国护照出境,并指着旁边一个欧洲人,这个人在旁边一张桌子上吃饭,并没有说话。他用阿拉伯语对我们说那个欧洲人会在飞机上把西班牙护照给我们,并帮我们填入境卡,欧洲人还会在北京安排我们住下,并买去欧洲的机票,送我们上飞机。”

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业务处副处长聂建世形容他们的工作如同守门员,“外国人偷渡,很多是以中国为过境地,我们把的是最后一关”。在SAM眼中,这也是纳米尔等人偷渡能否成功的最后一关。

SAM交代的欧洲人保罗·布莱克最终没能通过这“最后一关”,纳米尔等人的偷渡梦想也由此断送。保罗的律师、嘉维律师事务所的张平律师说,检察机关以“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罪”对保罗提起公诉。

比利时人保罗与妻子1989年到泰国,在当地开了一家做服装生意的公司,北京动物园天乐批发市场后来成为保罗夫妇的一个货源地。批发市场的刘女士第一次见到保罗是2001年4月,刘女士与这个“黄色卷发、个子不高的欧洲人”只能通过计算器交流,不过保罗进货次数很多,每次从四五百元到1000元不等。
保罗发现中国服装在曼谷很好销,他往返北京与曼谷间一次获利近300%,这促使保罗从2000年10月开始一直在两国间出入,到2001年11月被抓获时,保罗说他“从北京入境大约有十四五次”。

保罗出入的频繁很快被SAM注意到。他让保罗带人过关,交换条件是免费的往返机票和住宿费——这也是保罗上货的一大成本。该交易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保罗说他印象中带人过境有12次,少时两三人,多时十多个人,总共加起来大约有62个人,“这些人基本上都从北京离境去了瑞典、德国等地”。

在保罗眼中,他们“看着像欧洲人或阿拉伯人”。这种外貌上的相似使偷渡者可以拿着假的西班牙护照通过在泰国或柬埔寨的使馆骗签到北京旅游的签证。保罗记得,他们大多用西班牙护照,个别的用希腊、葡萄牙护照。`

对11个伊拉克人而言,保罗的标志是他的黄茄克衣服——他们只管跟着他走就行。保罗临上飞机前,SAM打电话让他关照同机66K座位上的男旅客。这个男旅客负责找保罗让他帮填写11个伊拉克人的中国入境卡,并把伊拉克护照交由保罗保管,等到在北京下飞机后,保罗再交还给他们。

保罗一下飞机就被抓住,这使随后的计划都泡了汤。保罗原打算安排他们住到和敬府宾馆,下一个周一再带他们乘飞机去奥地利,“他们到那儿后就会跑掉,最终目的地是瑞典”。

蜇 居

泰国至北京的TG614航班一落地,纳米尔等人就眼睁睁地看着保罗被抓。他们只好随便找了个宾馆住下来,在北京期间,他们有些人还到旅游景点看了看。聂建世说,我国对外国人的整体管理能力较低,“在一些国家中,外国人从入境、居留、日常生活再到出境,都可以查到,我们的电脑联网程度很低”。
对外国人的控制,聂建世说出入境口岸控制是一方面,但入境者如果“从深圳进关,北京出关”,控制就显得不那么从容。保罗之所以被抓,有关人员说,是“发现有疑点专门查才查出来的。”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回忆说,目前还没有针对外国人偷渡入境的专门文件,“这牵扯到国际关系,也不好发放”。

进口岸之后,外籍人员的管理者就变成了相应的“接待单位”:如果是外国人入境旅游,就归旅行社;如果是务工,就归劳务输出机构;如果是任教,归教育机构等等。而对纳米尔一类的人,控制力度就力不从心了。在北京,有所谓的浙江村、温州村一类的地方,同样,也有外国人相对集中的聚集区,不能排除其中就有偷渡入境的。

聂建世提供的数据是:北京口岸去年查获的偷渡入境人员有1500多人,而全国数量据说会达到五六千人,从口岸查获的数量上,聂建世说偷渡入境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在去年召开的亚欧执法机构打击跨国犯罪研讨会上,公安部边防局郭西钦副局长说,由于中国政局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也已成为非法移民的目的国,中国也面临非法移民活动困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警方共查获非法入境、居留、就业的外国籍人达8.5万人次,其中被依法遣送出境约3万人,还有5万多非法移民目前滞留在中国境内。

纳米尔等人并没有因为保罗被抓而滞留在北京。与纳米尔同来北京的自由职业者尤迪·法吉·夏卡尔描述了此后的情况:“到北京后,接到SAM从曼谷打来的电话,他说会有另一个人安排我们住宿和离境去瑞典。住了大约8天后,有一个人来宾馆找我们。”接替保罗的人为11个伊拉克人办理了去瑞典的机票、出境手续等,在11月19日将他们送到机场。就在这一天,这些偷渡者也落入法网。

有官员说,中东国家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偷渡者选择经北京航线前往欧洲的较多,这种选择多半由蛇头安排。相对来说,直接以中国为目的国的偷渡者不是很多。

在中国境内滞留的非法移民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南地区。两国相邻的这些区域的普遍特点是:边境地区的地理条件相差不多,很多是山水相连,村寨相邻,有人甚至形容说,中国种的瓜,藤蔓会爬到国外结瓜,外国母鸡也常跑到中国下蛋。与此同时,边境地区两个国家的民族、语言、习俗等也大体相似,这些条件都为偷渡打下了伏笔。

一个新的迹象是,公安部门官员说,现在有些在中国生活相当一段时间的偷渡者在蛇头的组织下,一点点向中国北方边境迁移,准备从蒙古人民共和国转道偷渡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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