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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峙矿难调查:黄金打破平衡

2002-10-09 14:49 作者:庄山 2002年第28期
丰富的黄金与国家级贫困县

地下是丰富的黄金储量而本身却成为国家级贫苦县,记者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到,正是黄金的巨大诱惑力打破了当地的社会格局与平衡。2002年6月22日,山西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发生爆炸,事故把繁峙县推到了关注的焦点,按繁峙县多位领导的话说,“这次事故给繁峙县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淘金者

繁峙县是一个外来人员汇聚的地方,7月2日,山西省有关部门决定的“关停矿井、疏散民工”的工作正式启动。负责疏散工作的繁峙县县委常委、县武装部政委朱振国介绍说,“我统计的民工数字是一万五六”,但“具体也闹不清”。记者听到的对于民工数量的另一种统计是“两万多”。

繁峙县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北靠恒山,南倚五台山,是滹沱河的发源地。京原铁路、京原公路横贯全境,天然地理优势使繁峙县成为晋北的交通要冲和旅游中转枢纽。1994年出版的《繁峙县情》介绍:“繁峙黄金储量多、分布广、品位高,均居全省前列。1992年全县黄金总产量突破万两,从而步入全国黄金生产‘万两县’行列。繁峙金矿储量最多的主要有义兴寨金矿床、辛庄金矿床、耿庄金矿、磨峪沟金矿、角峪河沙金矿。这几个矿的黄金储量可达一万多千克,平均品位12.5克/吨,最高可达57克/吨。”

7月4日,记者来到义兴寨所属的砂河镇政府,在副镇长张国君的办公室,一名拿着起诉状的民工正颓然地坐在那里。民工叫吴现涛,今年29岁,来自湖北十堰,2001年9月,他用打工积攒下的7000多元到北京上了个汽修专业培训班。学习4个月毕业的时候,他计划去深圳打工,在金矿干活的表弟让他来矿上挣点路费,“大工头让我搞爆破,一个月给1000多元,春节也没让我回家,我答应他干到8月,现在出了事故,我也拿不到钱了。”据吴现涛介绍,来自福建的工头在这个洞口投了20多万元,“眼前带着福建的工人搬了个地方住起来了,还想着以后再干”。急于回家的吴现涛等几个湖北民工扣下了工头的发电机,他们想通过法律手段要到自己应得的工钱,但法庭的陈厅长答复是:“你们要不卖设备,要不找政府,反正我们是不管的。”而张国君的建议是:“你们就得找法律解决。”吴现涛说着说着眼圈已经红了,他感到自己“陷在里面出不来了”。最让他担心的问题在于:“义兴寨每天晚上广播,12号以前不走,政府就要强迫撤离。”

“他这样的情况,政府想管也是力所不能及。”同时负责疏散工作的繁峙县县长助理田荣也是连续几天都没回过县城的家,他说:“民工的疏散量太大,洞主和工头都躲起来了,这一块都得县里来承担。”

其实,在整个民工群落里,像吴现涛这样等着要工资的现象实在是太稀奇了,绝大多数民工发愁的是如何回家。记者在砂河镇的几天,从早到晚,镇政府门前及街面上,总聚集着一群一伙的等待疏散的民工,而在义兴寨街道两边,行李和人群更是不计其数。来自陕西安康和旬阳的民工见到记者争先恐后地说:“家里遭了洪水,6月份,我们一次就过来了好几百人。我们工头是陕西平利的,一出事,跟工头有关系的就给150~200元,像我们什么也没有,即使有200元,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在陕西安康这一伙工人中,记者注意到了面相稚嫩的陈宏宝,他自称16岁,说矿山像他这个岁数的工人还有不少,从他的长相和跑来跑去的天真行为来看,记者对他16岁的年龄实在感到怀疑。他现在只想一件事,就是“能跟他们一块回家”。

义兴寨金矿的外来民工主要来自陕西、四川、湖北、云南等省,对这些打工者来说,每月1000元左右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假如政府不作强制疏散,再大的事故都不会动摇他们在此挣钱的决心。整个社会对众多媒体披露的这次事故后矿主“藏尸、焚尸”的事实感到残忍和令人发指,但与此相对照,身处其境的民工们却表现出近乎麻木的冷静。“矿上死了人后搬到旁边的沟里把尸体火化是很平常的事情,6月24日,我们洞上还有一个被炮烟子熏死的,他是和我们一块来的,叫唐国君。当时老板给300块钱,叫我们几个把人烧了。下面架上煤,浇两瓶汽油就烧了,一烧人老往一块蜷,就拿两辆车用铁链子在两头拉着烧的。我们通知他家里,他老婆挺着大肚子带着两个孩子来的时候,老板给了2万块钱说‘这是行情’。”

繁峙县的本地人也有很多在矿上干活,但他们,特别是在砂河镇和义兴寨的当地人,很少有在井下工作的。他们对外地打工者习惯的称呼是“老款儿”,很多人认为,“钱都让老款儿和洞主们挣了”。当然,“老款儿”们只不过是“淘金者”的一个工具而已。

金矿的规矩是一天24小时两班倒,刚开洞时一般需要十几个人,等找到矿脉,横向的巷道出来后,根据规模的大小,工人会增加到100~200人。多数的矿设备比较简陋,工人用蛇皮袋卷个圈套在腿上,然后用钢丝绳从井口顺下去。爆破后,用耙子、簸子把矿石装进废水泥袋,再用运人的钢丝绳拉上去。“我们一天的伙食是12元,吃不吃都从工资里扣。下井时一般要拎一壶水,中间给送2袋方便面,有的矿是给送一个盒饭。”矿石出来后,由地面工送到选厂加工成金砂,从金砂提炼出来的是海绵金(含多种矿物质),最后经过汞板选出金粉。据曾经经营过金矿的赵文(化名)介绍:“小矿一年挣三五十万元也很平常”。

贫困县的黄金结

“这次事故使繁峙县经济至少5年缓不过劲儿来”,其中的具体因素似乎又没有人能说得清,但记者采访的从繁峙县到砂河镇的所有领导都一致地肯定,“对繁峙县来说,黄金产业弊大于利”。他们认为,“金矿的开发带来了资源的浪费,带来了环境污染,带来了社会秩序的混乱”。

《繁峙县情》中介绍,全县已初步探明的矿种有27种,矿床点98处,“采矿冶炼是县里的支柱产业”。1993年时,出现了城关镇和砂河镇两个亿元镇,然而,到90年代后期,繁峙县又成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对这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实,每位领导呈现给记者的只是满脸苦笑和“说不清”的回答。在县政府所在的城关镇,记者几乎没有看到一座像样的建筑,主要街道也是一副年久失修的样子。砂河镇的情况似乎稍好一些,但政府还设在过去一家企业留下的招待所楼里,镇党委书记原国清说:“砂河镇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中转的服务业,镇跟矿没有关系,也没有一点收入。”

在松涧沟事故现场,记者找到了负责矿山清理整顿的繁峙县主管工业的副县长王俊生,他今年3月刚刚上任,之前在三四个乡干了20年。他认为“金矿并没有对县里的经济起到明显的作用”,而全县的工业现状是“过去的国有五小企业基本不行了,主要依靠民营企业发展,民营企业的重头是粉丝,另外就是多少年来的金矿和发展势头挺快的铁矿”。

尽管对金矿的直接利益并不满意,但多数领导还是承认“省金矿企业带动了本县的商业服务业”。其实,金矿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此,省属义兴寨金矿建矿于1986年,1991年正式出金。矿党委书记杨树国介绍说:“全矿2000年和2001年金矿粉的产量都是17000两左右,2000年为当地上缴利税150多万元,连上资源费一共交了300多万元。”

和县镇领导的感觉不同,当地百姓多数都认为金矿给他们带来的更多是利益。在县城那条最热闹的不足500米的街道一侧,记者就看到5家门脸鲜亮的金店,每家金店的门上都醒目地写着“来料加工、以黄换铂”。

记者在砂河镇的几天时间,雇了一辆出租摩托,车主赵文自称是最早的一批开矿者之一,1992年,他与9个人合作,一人投入了3000元,“那时候没有设备,就是靠钻和铁钎子凿”。他们所开的矿在南山,那里一般50米就能见矿,可是一个洞出的矿石也仅仅是一拖拉机。9个月后赵文赔进去近2000元,于是退出了合作。据他介绍,1994年时,购置矿压机、发电机的大规模开采就开始了,也由此诞生了一批大洞主。

“6·22”事故发生后,差不多所有洞主和包工头都消失了踪影,事故中残忍的事实更给他们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记者多方寻找,见到了一个身份未能证实的“洞主”。在与出事的松涧沟矿相隔一道梁的山边,记者走入一个红砖围成的院子,院里七八个衣裳脏旧的青年和山梁上的几个人一起把目光投射过来,经院子门口屋里走出的一人指点,记者走向院子最里面的一间房子。屋里的东西已经搬完,在房间尽头的墙角,蹲着一个满脸愁容的40多岁的粗壮男子。从打电话的语气判断,他正与对方争执,他摆手阻止了记者进屋。过了大约五六分钟,他走出来,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脖子上那条指头粗细的金链子,从打扮和肤色来看,肯定不是出力干活的人。记者的闯入和提问令他感到吃惊,但随后的谈话气氛并不紧张。他承认自己的洞属于无证私采,而对矿脉的判断凭的都是经验。“我才开了3个月,用了二十来个工人,现在打了100多米,还是白洞(没见矿的洞)。这下投入的100多万全废了。”院子里的工人都是本地人,他们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儿的山上草都不长,大伙靠什么生活?开个金矿,起码有个打工的地方,有个生活来源。矿一封,大伙都得出门打工了。”

与这些工人的看法一致,义兴寨的居民也都把矿和矿工当成他们改善生活状况的最佳途径。记者走入郭名(化名)家的时候,正值午饭时间,炕桌上摆着三盘菜:腌野苦菜、腌萝卜条和腊肉,炕边炉灶上的大锅里,摆着些黑糊糊、表面疙疙瘩瘩的馒头,这是用莜面和土豆混合蒸成的,入口的感觉黏黏的。“还是有矿好。”郭名说得很坚定,“原来种地,我们长年吃的就是土豆,有时掺和点莜面,菜就只有山上采的野苦菜。现在天天吃的都是大米白面,吃油面土豆也是吃稀奇了。我在矿上干活,一个月挣800多块,院子里的房子租给民工,一间房一个月也能拿到几十块。”郭名的妻子说:“我拣矿渣,回来自己加工,一个月也能换回100多块钱。”现在,“矿没了,俺这里连地都没有了,以后咱就没法生活了。”

在义兴寨的街两边,布满了寨里人和砂河镇人以及外地人开的小吃店和各种杂货店,记者连续两天进山途经这里时,都看到小店搬家的杂乱场景。中午吃饭时间,记者走入义兴寨最气派的“新世纪宏杨大酒家”,过去坐满洞主和包工头的店堂里现在只有记者一行两人,来自大同等地的几个服务员都预感到“饭店也快关门了”。

在义兴寨街边的所有房屋门窗,都用拇指粗的铁条焊上了栅栏,甚至在松涧沟村支书王二弟家那三间称得上“家徒四壁”的砖土窑洞上,也看到了同样的铁栅栏。

16次治理17次回潮

义兴寨矿区是省属金矿,高品位的矿床引来的是更多的私人掘金者,矿党委书记杨树国介绍说:“对私采乱挖,从1998年开始,矿上与省市县有关部门合作进行了16次大清理,但结果出现了17次回潮。”这种现象,各个方面给出的惟一明确解释是“私采者受到高额利润的驱动”。

另一种说法来自山西省黄金局局长李金锁,他认为:“省里的矿山,农采严重,乱采掘严重,没有当地支持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的。”在出事故的矿井边,省黄金局负责技术的张处长指着山头的高压线杆说:“说非法私采,咱们分析,高压线杆到这个山头就没有了,这是不是专门为矿区服务的呢?还有电话线,这又是谁立的?”

义兴寨矿区原有3、4、5、6、7、8、9、11等矿脉,省金矿主要经营5、6号脉,出事的0号脉是“2000年后规划到矿的”,然而,砂河镇的大洞主殷三却成了0号脉的总承包人。

由于殷三在逃,案件的侦破尚且处在调查阶段,所以关于殷三的情况记者没有得到任何可靠信息,殷三的一切都显得非常神秘。很多人说在繁峙县是没有殷三办不成的事;有人说,他每月会从省金矿领到500元工资;也有人说,他是县黄金服务中心义兴寨黄金管理站作业组的。对殷三所拥有的财产的传说更是多种多样,其中最大的数字是“上亿”,但殷三被查封的银行账户上,却只有不到10元钱。

山西省公安厅纪检委书记连兴有向记者介绍说:“金矿区域归省金矿管,省金矿与繁峙县黄金服务中心一起打了个报告给县里,以探矿名义把0号矿脉委托给殷三总承包,110万元的承包费省金矿得50万元,县里得60万元。殷三随后把这一区域分8个组又转包了出去。”在承包过程中,既没有对承包人资格的认定,更没有哪怕是走走过场的招标形式,看了协议的专业人士认为:“协议书也是充满漏洞的,连最基本的对生产、安全的要求都没有。”

记者在松涧沟村采访时意外了解到与金矿承包同样荒唐的土地的使用问题,0号脉所在的松涧沟属于松涧沟村,2000年4月1日,后河乡下小沿村村民李四白与村里签定了承包松涧沟荒山荒地的协议,但在村里不知道的情况下,协议却到了县黄金服务中心手里,后来又莫名其妙转到了殷三的手上。到这时,不仅荒山荒地,就连原来的耕地也被占了。村支书王二弟找到殷三,得到的答复是:“谁也阻挡不了我,你找县里去吧,这儿全是我的。”最后,县长王彦平亲自批示,松涧沟村得到了10万元的补偿承诺。

从记者手中的材料来看,义兴寨金矿区域并不是由省属矿一家在管理,“多头介入的情况下,混乱局面形成是难以避免的”。在记者见到的那位“洞主”的认识中,“开矿是没人管的”,据一位了解内幕的人介绍,“每次清理整顿,洞主们都会事先准备好,通常的做法是在洞里十几米处加一个隔板,上面用土一填,等检查一过,很快就能恢复生产。这次处理,设备照样是不没收,洞主们总不能把这些设备当废铁卖了吧。我估计,不会超过5个月,私采还会卷土重来。”

就业内人士分析,造成现在黄金开采混乱局面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原来独家管理黄金产业的黄金局同时挂上了黄金公司的牌子,黄金管理的职责到了经贸委的冶金行业办,一些国有金矿归属了地方,企业化经营是以利益为先驱的,对黄金利益的争夺势必打破过去形成的格局,采挖的无序也是必然的。他总结说:“所有富矿都存在私采乱挖的现象,小秦岭比这里的情况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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