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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健:为战争受害者出庭

2002-09-27 13:44 作者:朱文轶 秦翠莉 2002年第29期
康健叙述时的语速很快,声音背后给人一种女性特有的稳健和独立。这种感觉几乎贯穿了与她的整个交谈过程。可以想见,这个在7年时间里义务为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提供法律帮助的女律师在日本法庭上的表现。

一批“二战”期间的中国劳工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对战时强迫他们成为劳工作出1.75亿日元的赔偿。图为起诉人在律师的陪同下在日本新泻地区法院外示威

康健叙述时的语速很快,声音背后给人一种女性特有的稳健和独立。这种感觉几乎贯穿了与她的整个交谈过程。可以想见,这个在7年时间里义务为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提供法律帮助的女律师在日本法庭上的表现。

与康健共过事的律师评价说,康健是一个公开的女性主义者。这点似乎让她在普遍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情绪下更多地看到了小人物灾难深重的痛苦和悲哀。而这些,往往被大浪淘沙般的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

在康健看来,她与日本律师团在为战争受害者的个人权利伸张的同时,也让那段历史有了向更多人掀开更为真实一角的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您1995年就开始参与为战争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您与日本律师团的合作是怎么开始的?

康健:他们先找到我。1995年,我参加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在和日本女律师代表座谈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日方代表大森典子突然提出议题上没有的内容,就是要给中国海南慰安妇诉讼提供法律援助,希望得到中国律师帮忙。说实话,最初我有些怀疑,也很戒备,日本律师为什么要为中国受害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呢?后来我看到他们已经拟好的起诉书,又对情况作仔细考察后,才消除了疑心。不过自己心里只把它当作一次简单的调查,认为事情不会太复杂。没想到从那时候始,这件事一做就做了7年。更多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以律师身份,而是以那些受害者身份在出庭。

三联生活周刊:7年时间里,大约有二十多起索赔诉讼案分别在东京、札幌、新泻、京都、广岛等日本地方法院提起,而这些诉讼案多数以败诉而告终,原因到底在哪儿?

康健: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没有多少日本人了解和承认那段历史,许多日本人认为我们主要是去要钱的,日本政府和企业一直都非常傲慢,甚至对受害人不屑一顾。另外,日本民法有20年时效壁垒的规定,也就是说,即使发生了损害事实,但自事实发生后20年之内如没有追究,以后就不再享有追究的权利。另外还有“国家无答责”的壁垒。但事实上,“二战”劳工问题从本质上是个国际性问题,应该基于国际上确立的规范,基于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进行国际性解决。

三联生活周刊:针对这些法律上的壁垒,律师团如何进行策略上的选择?福冈诉讼主要胜在哪里?

康健:我们在东京的诉讼采取的是全面驳斥,而在福冈的诉讼则是集中攻击对方弱点。福冈诉讼的胜诉在认定事实方面更扩大了,它认定的是日本政府和企业共同策划、共同实施了这种强掳中国劳工的行为,确认了三井矿山承担的是战争期间不法行为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它首次以法律文书的形式明确了中国战争受害者的个人索赔权。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尽管福冈胜诉了,但判决结果还是和劳工们的期望有距离——只赔偿不谢罪。您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康健:这一点我也反问他们,我说你们作为日本人,现在来看,我认为是很有礼貌的。走到路上碰了一下,都要马上说对不起。你们那时候对中国受害者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创伤,连个对不起都不说,说得过去吗?那你现在走路碰一下的这种对不起,还有什么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这应该是律师团下一步努力的目标吧。就从你介入索赔案的那年算起,整整7年,对日索赔的每一次都是艰难的突破,福冈的胜诉肯定也只能算是阶段性的一小步。如何看待这一小步的意义呢?

康健:没法孤立地看待它的意义。就像一次艰难的谈判,每一小步都是以上一次的突破为基础或者以上一次的失败为代价。只能说这次胜诉之后,日本政府如果再拿着《中日联合声明》,说你个人无权起诉,就自相矛盾了;也没法再说时效超过了,不承认战争期间的责任了。至少,对于受害者和公众,历史都变得更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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