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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金矿拍卖延迟十天

2002-09-26 16:02 作者:李伟 2002年第33期
“中国的矿问题就像一篓螃蟹”

西部的淘金然一年高过一年,草原、河流遭到严重破坏、生态失去平衡

国土资源部开发管理司金愉中处长接受采访时说,按照法律,有色金属矿只能由公有制企业开采,但目前这一条已经淡化了,对所有制的审查将演化为对“资质”的要求。8月18日,江西将对境内所有投资者公开拍卖上饶的一处小金矿采矿权。程绪平研究了十余年的矿业法规,他是国土资源部经济研究院政策法规室的副主任,他评价说:“中国的矿问题就像一篓螃蟹,一只脚夹住另一只脚,盘根错节异常复杂。”而财产权的明确,则是被掰开的第一只蟹脚

被拍卖的金矿

“金矿采矿权拍卖原定于8月8日,但现在恐怕要推迟10天。”8月6日,江西国土资源厅交易中心经理刘茂春难掩兴奋地说,“起初这次拍卖公告只刊登在省内报纸,媒体报出去后,有很多外省投资者给我们打电话,想参与。我们就决定给更多人一个平等的机会。”

本次拍卖的上饶县应家磁坞金矿在上饶市南23公里处,属上饶县应家乡管辖。矿区有简易公路与上饶——四十八都主干公路相连,交通方便。刘茂春告诉记者,矿区在60~70年代进行过初步勘察,80年代地质队找过矿,但发现了低品位金矿,未作系统评价。90年代本地农民挖矿时发现金矿露头,并在矿区内施工了2条采矿坑道。“当时农民采矿并未办理许可证,而且黄金回收率低,破坏环境比较严重。”江西国土资源厅矿管处处长侯克常接受采访时说,“比如他们用氰化法炼金,在山上筑起氰化池,矿石放进去,这样成本是比较低,但相当危险。一旦山洪爆发,剧毒的氰化物冲进河流,后果不堪设想。”今年4月,国土资源厅交易中心重新委托赣东北大队地勘院进行了更详尽的勘察。

据刘茂春向记者提供的地质报告,磁坞金矿成因为岩浆热液型金矿,矿石C级9730吨,D级64283吨,合计74013吨。主要矿产是金,最高含量每吨23.57克,平均每吨7.75克。其次是银,最高含量每吨89.2克;另外还有少量的锌。刘茂春强调,金矿矿权的价值评估是委托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的,依据该公司的评估报告,磁坞金矿采矿权价值为220.37万元人民币,竞拍成功的投资者可以获得4年采矿权。刘同时给记者出示的还有《江西省上饶县应家磁坞金矿可行性研究报告》(南昌有色设计研究院编制),预计矿山建设总投资405.16万元,而预期年销售收入可以达到944.76万元。

按照国家规定,日产5吨以下的岩金矿为小型矿,应家磁坞金矿的日产量是4吨。但这个小矿还是引起了广泛注意。刘茂春告诉记者,8月9日,成立于1911年,总部设在丹佛的贝里多尔贝(BEHRE DOLBEAR)公司,也派出了中国及远东代表夏诚添(TimHetherington)从香港飞南昌亲自报名。但因该公司在国内不曾注册,只能无奈地退出。

刘茂春告诉记者,这起矿权转让在江西并不是第一例,2001年上市公司江西铜业就增发A股,出资1.1亿元收购了破产的富家坞公司有效资产,其中采矿权价款为8967.9万元,安置了4000多名员工。而江南第一大金矿德兴金山金矿也通过采矿权抵押,向银行贷款了3500万元;与拍卖不同的是,这两起转让仍是体制内的流转。

体制内的免费午餐

记者从中国矿业联合会获得的资料显示,到2001年底全国共有各类矿山15.3万座,由于历史原因,这15万座矿山的采矿权基本都是无偿取得的。“很长时期,想要开矿就只需交点儿登记费。”侯克常问记者,“你知道多少钱吗?大型矿500元,中型矿300元,小型矿100~200元。1998年国务院240、241、242号令后,开始缴纳矿区使用费,就好像集贸市场要交的摊位费,每平方公里每年1000元。另外缴纳资源补偿费,不同的矿种费率不同,最低的比如石油天然气只有1%,最高的金、银也不过4%,平均下来费率只有1.18%,另外就是资源税。”
“很多人知道土地是有偿的,因为住在城里,要买房子,矿产的财产权却是长期没有被承认,不知道是可以进入市场买卖的。”程绪平说。我国70%~80%的矿山是50~70年代建成,“解放后国家对于矿产业一直是半军事化管理,国家投入了巨资找矿,找到矿后就成立国有企业开采,国有的概念就是国家的概念,国家与企业是一体。”程绪平告诉记者,矿山无偿划拨,而利润上缴国家,“实际上这是矿产国有化的真实体现,如果不搞市场经济的话也不会出现财产权的问题。”

自80年代初以来,集体、私营开矿如野草般疯长,据矿业协会的材料,目前15万座矿山中,纯国有的只有7650座。“当时的产业政策是鼓励发展乡镇企业,叫‘有水快流’。”在国土资源部经济研究院工作17年的研究员张应红回忆说:“乡镇企业发展什么?最先想到的就是当地资源,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最先蜂拥而起的是金矿和煤矿,前者获利丰厚,而后者应用广泛。“中国的资源特点是,贫矿多富矿少,布局比较分散,一窝一窝的分散更利于私人开采。”程绪平说。位于陕西与河南交界处的小秦岭曾是全国第二大金矿区,80年代采金高峰时曾涌入了15万人。国土资源部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方敏曾考察可可西里,她用手比划了一尺左右的距离,说当时挤在那里的淘金者每人只分到这么宽的地带作业。侯克常告诉记者,江西并不算矿业大省,矿产值只占工业产值的3%,占加工业的25%,但全省还是有6000多座矿山,“除了几家国有大企业控制了几座矿山,如省钨业集团、煤炭集团、铜业公司,大多是一家企业一块矿,有500家左右的国有企业,其余大部分是私营,国有的也正在陆陆续续转制中”。算下来今江西境内的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矿业公司就有四五千家。金愉中告诉记者,以前其中有很多是戴红帽子的假国有企业,现在纷纷还原了。
由国有企业无偿使用国有资源的稳定结构被打破,没有变的是,午餐继续免费。

人人所有与人人没有

“起初私营矿只是挖一些边角矿,挖着挖着就挖进了国有矿的矿脉。”程绪平告诉记者,国有矿厂的所有权虚置问题非常严重,他曾参加数次矿业秩序的清理整顿,每次都发现矿里矿外互相勾结的情况。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李昌宁提供给记者的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矿产资源的回收率只有30%左右,平均比国外低20%,有色金属矿的采选回收率为50%~60%,采矿综合回收率为33%,综合利用率很低,70%以上伴生综合矿山资源利用率不到2.5%。“资源浪费这么严重的主要根源就是矿产资源产权不清,名为国家所有,实际为占有者所有,部门所有。矿山企业过度消耗国家资源,而自己却不受损失,反而增加效益。”李昌宁说。

广西老投资者覃水生曾经在南丹投资矿场,他告诉记者,最多的时候有上百个矿主在山上打窟窿,而这些私营矿主们又约定俗成了另一种“行规”:“大家在地下各挖各的,如果两人撞到了一起,我把你的矿壁凿穿,平巷的话我就后退50米,斜井的话就向上20米,自觉把窟窿堵上,然后再寻找新的方向。”侯克常将这种产权不清的开采称为“抢”,“资源不是自己的,谁也不会真的在意,能抢到富矿就不要穷矿,有些煤挖出来了,卖不出去堆在那里,一下雨,硫一类的污染物就冲了出来,污染环境。开采过程是一次性的,破坏是不可挽回的。”疯狂抢矿的极致就是彻底颠覆了供求关系,程绪平举例说,江西钨资源丰富,而钨又是我国的强势资源,但由于过度开采导致钨价远低于国际价格,清理整顿后每吨竟上升了1~2万元。

从行政权到财产权

1982年地质部改组为地质矿产部。1986年《矿产资源法》出台,开始强调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制。“但由于当时仍是计划经济体制,把矿业权的设立仅仅看作一种行政许可权,而非财产权。”张应红说。

矿管部门对于资源主要的管理方式就是发放开采许可证。“1996年起开始发新证,前后一共给28万家企业发了证,这个数量超过国际矿业公司的总和,很多都是矿管部门拿着证主动跑到矿山去发的,有很多都是季节性开采的小矿。”方敏回忆说。根据矿业协会2001年的数字,重新换证后仍有15万张采矿许可证。

据侯克常介绍,采矿许可证的发放是四级体制,发证机构分别为:中央(部)、省、市县、乡,几乎每一级政府都有权,而中央的权限最大,“按照种类,34种战略金属、石油、天然气、海洋资源;按照规模,中型以上的矿山,都归中央审批。”
中央是资源所有者,地方政府是矿产的地方管理着,矿权人是经营者,而地方百姓则是资源的直接的利益人群。当行政权代替财产权时,它对四者关系的调节则显得十分生硬。“小秦岭前后整治了不下20次,直到金子都被挖光;像南丹矿难后,当地政府全军覆没。”张应红说,“行政审批权没有解决财产的归属问题,每一级政府都认矿在我这儿,认为我可以代表国家。”张应红曾到西北考察,发现宁夏盐池政府擅自审批石油开采,因为地方管理的油井每吨可提取400元,而长庆油田按政策只给当地政府100元。另一方面,行政审批又提供了寻租的黑洞。“内蒙乌海的市长赵忠曾向我分析。”张应红说,“很多地方个体小矿并不能给地方经济带来好处,他们的开采量无从统计,税收难讲,雇佣的劳动力是民工,而非本地人。”

由于采矿权的授予是通过行政手段,是无偿的;因此矿主的命运也同样取决于行政命令。1998年国务院为保护煤炭价格决定“关井压产”,很多私营投资血本无归。张应红用“惨烈”来形容这次整顿,他看到刚刚挖出的井就被炸掉,而有的矿主站在井架上就是不肯下来。覃水生向记者谈及“7·17”后的南丹,山上的矿迟迟不能开,不仅矿主都蚀了本,以前南丹经常有好车,而现在连洗车行都快倒闭了,物价下跌,1元钱的菜只卖6角。

艰难的双轨制

1994年2月,国务院发布150号令——矿产资源补偿费开始征收,这被视为采矿有偿化的第一步。“费率定的还是比较低,最高是4,最低是1。”程绪平说,“地方与国家实施分成,民族地区,地方拿六,中央占四;非民族地区则反之。”

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老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出不起钱。记者从矿业联合会得到的资料触目惊心:“五六十年代建设的国有矿山有2/3进入中老年期,资源逐渐枯竭,有440多座矿山即将闭坑和面临闭坑威胁……五六十年代矿工收入居各行业之首,而现在很多矿山企业一线工人每月只有500~600元收入,更低的甚至200元,有的退休工人只有8元钱。”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矿长告诉记者,矿长不是企业领导,更像是市长,“我们这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当初计划经济,厂里承担了很多社会福利职责,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一年非经营开支就有1.6个亿。而现在搞市场化,明确财产权,却不能将我们办社会的担子卸下来,公司难以裁员,那是企业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如果一开始就是企业化经营,就不会在这山沟里办家属区,国外宁肯包飞机空运矿工上班也不在矿区建生活设施。”

长期做矿权市场化调研的张应红告诉记者,从2000年来,平均每年矿权转让的案例只有300余件,绝大部分矿山都难以实现矿权市场化,国有企业无法购买。记者问金愉中,矿权市场化两年来最大的阻力是什么,金沉吟半晌说:“双轨制——国有与私营难以公平竞争,这是搞市场经济最忌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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