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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与建筑

2002-09-26 15:08 作者:秦翠莉 2002年第38期
2002年9月13日,《三联生活周刊》举办对房产十年思考的座谈会,参加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赵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吴耀东、建筑专栏作家林鹤、媒介艺术家汪建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唐晓峰、北京英岛律师事务所律师邓泽敏、北京香山艺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人戴庆。大家就中国地产发展十年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展开了讨论

2002年9月13日,《三联生活周刊》举办对房产十年思考的座谈会,参加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赵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吴耀东、建筑专栏作家林鹤、媒介艺术家汪建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唐晓峰、北京英岛律师事务所律师邓泽敏、北京香山艺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人戴庆。大家就中国地产发展十年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展开了讨论

生活在别处

主持人:每个行业的变化都有它自身的轨迹,而且在这过程中会与很多方面产生关系,希望来自不同领域的各位从专业角度为它寻找一个公分母。

汪建伟:我从日常生活角度进入、研究建筑。1998年我做VIDEO时,国内的VIDEO系统基本上是从西方过来的,当时我想,这样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能否与社会产生联系?我找到了与图像语言关系密切的建筑,做了两年调查后发现,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社会化生产关系。

我对中国建筑更关心的是那些看不见的隐含在建筑背后的东西,研究建筑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源于我读的一篇对故宫形成过程的分析文章,其中包括权力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等内容,对我启发很大。我从农民开始,到开发商、地产商、建筑师,看每人对建造房子的概念和建筑的关系,拍了两年后,发觉这些图像完全就是建筑的关系学。

举两个例子。1992年我到成都,从机场出来的路上,一夜之间土地全被开发商用来建房子了。大约6年后,我再去看,那建筑群很大,有二十多栋,但里面没有水电,只有4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农民。有意思的是出现了一种连续性错位,比如开发商可能为中产阶级建这房子,但没有了土地的农民住进去了,在20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安排生活,在客厅里做饭,因为亮堂;在卫生间里睡觉,因为温暖……都是按以前的空间利用方式发挥想象力来安排现在的空间。他们发现别墅之间都是肥沃的土地,于是就种上菜和庄稼并出售,还有人养猪、养鸡……住在那里的人都没有安门窗,只有一人安了,因为他是小偷。可单纯说他是小偷又不对,因为他有十几种工具,拿起任何一种工具属性都不一样。比如他拿起铲子就联想到挖电缆沟,拿起锤子就变成了修理工,但楼上却都是他顺手偷来的女士皮衣。其实他的身份非常暧昧,空间的暧昧和他生活产生的暧昧构成了这个区域。所谓现代性实际上就是德鲁斯的一句话,“工地不断在生产着东西”,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东西。

还有一家人把房子作为发展史,而且还引起了连锁反应。曾是四川一个旱涝保收的县,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没有农业以外的其他资源而发展缓慢。有个农民种花发了财,发财后第一个想法就是盖房子。七八十年代对房子还没有标准,父亲觉得地主的房子好,青砖青瓦灰墙,于是就盖了这样的房子。之后,房子引来参观的人,生意也更好。再盖房子时候,他们从哪找标准呢?哥仨就骑车到成都市区,发现城里流行琉璃瓦的房子,于是他们全部用琉璃瓦盖了房子。生意更好后,5年后第三次盖房子时候还是觉得生活中没有参照的标准,他们就通过电视、报纸和到国外旅游者的口述,盖了一个有泰国式屋顶、日式内部装修、摆放着东南亚饰品的房子。从中我发现媒体和建筑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后来,镇政府将一条街都建成这样的房子,让镇上的农民搬进去住。它把农民们原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地没有了,果树没有了,他们像工人一样,但又没时间上班,要骑车到城里买菜。于是他们就在房顶上种菜,恢复以前的那种生活状态。

唐晓峰:你怎么看你自己记录的这个东西?

汪建伟:这就表现出了日常生活与建筑之间的关系,后来我把这个片子起名为《日常生活与建筑》。我一直在跟踪这个事,如四川那个小城镇的迁移,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去接着拍。我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像商业片那样非要出个什么东西的计划,但现在已有2~3个到了电影节、艺术展览会。比如《生活在别处》,源于一首诗的名字,是一部长达140分钟的VIDEO。

赵斌:你图像作品的观众定位是谁?

汪建伟:很大程度是兴趣,前些年读些书对文本着了迷,于是就想找个案。首先是公共场所——茶馆,后来发现要找的文本根本不存在,然后就开始发呆,之后就与这个空间产生关系,这时候发现另一个关系产生了。这是我进入之前没想到的。还有个镜头,是那小偷,他把车推进来,车放在什么地方,柴火放在什么地方,火柴放在什么地方,米在什么地方,这些是一气完成的。他把米放在墙上,墙上放米老鼠吃不到,火柴放在通风的地方不潮湿,都是有道理的。他对空间的使用镜头是10分钟,他在这里住了6年,每天都这么做,所以我觉得这个镜头应该一对一的保留。有人说应该剪一下,可我觉得要分享他这10分钟的生存状态。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当然你可以把这些不确定性梳理清楚再呈现给别人,也可以让人们一同来分享这不确定性,我始终觉得它有意思,愿意与大家分享。

主持人:在城市里会有生活在别处的感觉吗?

赵斌:刚刚汪老师说到现代性,我觉得现代人具有了这种现代性就会有生活在别处的感觉。
竖立的街区

主持人:曾有一个建筑师跟我说,高楼其实就是把胡同竖起来了,一样的

戴庆:不可能的,楼无论是500米还是50米高都无法形成平面的街道概念。

赵斌:现在人们可能觉得多了几平方米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大家都在平面上活动,高楼社区即原来有人提到的竖立的街区一直没有形成。

林鹤:其实是缺少一个交流的空间。电梯是竖向交流的空间,但谁会将电梯当作运载工具以外的其他呢?你不可能在电梯里听见有人吆喝着卖豆汁、花生,而胡同里会有。

戴庆:其实开发商的发挥余地很有限,不仅需要计算成本还有各种滞后的规范,我们能够理解建筑设计师,他们的很多东西实现不了,因为我们不可能一味以牺牲面积来追求其他。

主持人:只有面积才卖钱。

赵斌:开发商有冠名权,现在名字中带豪的多了,这虽然是表面现象但也表明,目前社会上认可豪杰是财富的拥有者,而不论取得的手段。这样,在10年20年后,北京会不会出现以收入、财富来划分的富人区,而富人则采用高墙、狼狗将自己圈起来?国外是这样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泾渭分明。

吴耀东:如果从社会学角度看,地产这十年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但解决了很多人的住房问题,这是主流

唐晓峰:我觉得以后可能会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历史上中国其实一直没有刻意地将某个区规划为富人区或贫民区,像王府那样的高楼夹缝中总有些小房子,住着的不是富人,这种情况在北京很多。但现在随着居民区、住宅楼的分级建设可能就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比如北京城东富、西贵等。

林鹤:您说的这种分布方式其实还是合院式的,不会形成像西方那样的贫富片区。

唐晓峰:中国之所以没有形成贫富片区,也许就因为有这大墙之隔。

林鹤:现在城里不会再是合院式的房子占主要地位,而更多的是高楼,这样的话,能够在一栋楼住的人应该说付出的金钱是一样的。

唐晓峰:可以从中看出一个脉络,从以前的富在墙内到如今富在一片。当然买几百平方米的房子的人也会对周围环境提出要求,加盖围墙、设保卫和养狗。另外从穷人的角度看,到了他们任何一个小区都买不起时就自然汇聚到别处了。

林鹤:我一直认为要澄清一些基本概念,如果不理清的话,房地产市场会混乱下去,也是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今后影响到房地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消费者的购买心态。

唐晓峰:但不管怎么说,竖立的街道实际上就不存在,只是一种说法,一个概念。
政府的职责

主持人:地产发展的这十年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我觉得整个城市总在变化之中。

邓泽敏: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责任问题,我觉得政府、开发商、建筑师各有各的责任。政府在制定法律时把政府的责任开脱了,比如《商品房管理办法》规定,商品房交付后开发商要在60日内把办理产权的相关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但并没有规定政府何时办理。法律只约束民事主体,但未约束政府自身。开发商的责任在诚信,这方面存在瑕疵,目前比较混乱,如承诺不兑现、虚假承诺等。业主方面也有责任,主要是签合同时对自己的权益保护意识不强。我也曾经和业主交流过,买房子就像结婚,结婚之前要睁开双眼把对方看清楚,结婚之后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吴耀东:北京的规划,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生产出来的,现在政府在推卸责任。按照规定开发商会一米不让,因为让就意味着亏了,按政府的规划,开发商还要摊派很多社会配套设施,如粮店、学校等。开发商不是教育学家,它怎么办得好教育?现在亚运村就出现小区里的学校没人去,怎么改造就成了问题。还有绿地,在国外是政府出钱将空地建成大片绿地,我们现在则是开发商出钱建,结果就成了这一小块那一小块的局面。

邓泽敏:就目前房地产市场的状况,我觉得政府要负主要责任。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上应该是一个公平立场,政府的职能部门不应该排除之外。 

汪建伟:政府通过重新划定标准来控制话语权,产生一个新的话语方式。既然社会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平台,那么开发商、建筑设计师、媒体等各方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关系,新的话语方式。

唐晓峰:政府职能应该是协调市、农、工、建各方面,而政府很多时候都没尽到职责。据称,全国的经济增长是7%,要求北京为10%,这样可以平复其他达不到7%的城市。考核大小各级官员的标准是经济发展,这是硬道理;而文化、艺术与官员们的利益无关,当然就不在考虑之内。房地产是政府很看中的一块投资。

吴耀东:中国的建筑师究竟起到什么影响,我觉得权力才是最大影响的带来者。我们的城市是人为做出来的,但不是专家人为的。我们总追求中国现代的新建筑,一说建文化广场就都建,我经常和一些市领导打交道,为什么要建只有一个答案,因为这是政绩的体现。另外从职业精神来讲,我们要为业主服务,与此同时也能为社会带来附加价值,国外也是这样,只不过我们在为业主服务的同时给社会大众带来的利益很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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