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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霸权:终结的开始?

2002-09-25 21:53 2002年第36期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兹针对“9·11”事件说:“这是一次独特的战争。它的独特性表现在它开始的方式——它以我国历史上遭到的最大规模进攻为起点。”

凯瑟琳在五角大楼纪念“9·11”中牺牲人员纪念碑前轻轻触摸着姐姐帕特里西娅的名字。她们同在五角大楼工作,就在袭击事件发生前半个小时,她们俩还在日常例会上见了面

两个“9月11日”:侵犯的与被侵犯的霸权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兹针对“9·11”事件说:“这是一次独特的战争。它的独特性表现在它开始的方式——它以我国历史上遭到的最大规模进攻为起点。”

历史总给人以联想的空间,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政变,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国际舆论当即纷纷指责美国与政变有直接关系,而美国却否认参与。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还坚持说:“是他(阿连德)在智利制造的反对派发动了1973年的军事政变。在政变的酝酿、计划和执行过程中,我们没有发挥哪怕是最小的作用。”一直到1977年,卸任后的尼克松才承认美国卷入了智利政变,他对美国卷入政变的解释是:“对美国的安全来说,智利的右派独裁比左派民主强。”

1998年智利前军政府首脑皮诺切特将军在英国被拘事件发生后,克林顿根据新闻自由法,把与1973年9月智利政变相关的大约5800份文件和资料解密。这些材料展示,美国不仅参与了颠覆和推翻阿连德政府,而且参与了皮诺切特的镇压活动。1973年9月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圣地亚哥工作站发往华盛顿的一份电报显示,美方已经获得详细的政变计划甚至细节,比如海陆空军怎样配合,他们知道9月11日上午9点政变者将在农业电台播放声明。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他的一篇名为《超级大国?》的短评文章中,将这两次9月11日描述成两个“响指”:1973年9月11日,美国打了一个响指就自行其是通过制造一起政变,把智利的皮诺切特搞上了台;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打了一个响指,美国民众和政府被这场打击搞得惶恐不安。

在沃勒斯坦看来,这不是两个孤立的事件,前者到后者的变化证明了美国的霸权在衰落。因为霸权国“通常可以制定地缘政治游戏规则,它几乎总能仅仅通过施加政治压力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需要事实上去诉诸武力”。乔舒亚·戈尔茨坦(Joshua S. Goldstein)在《长长的循环:现代世界的繁荣与战争》一书中将霸权国家定位成:在国际关系中一个能够专横跋扈,至少能够发挥其统治和支配作用的国家。

“9·11”之后,美国让塔利班交出本·拉登等“基地”组织头目,未能成功,不得不诉诸武力。卡特在1978年能迫使埃及和以色列接受戴维营协议,而克林顿在2000年的戴维营使尽全力却不能控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海湾,美国同样无法解决萨达姆和他的政权,他说服不了欧洲及阿拉伯国家同意它对伊拉克动武,现在甚至连英国政府也提出要政治解决优先。

沃勒斯坦在美国《外交政策》今年7—8月号上发表的一篇名为《老鹰坠地》的封面文章中,详细阐述了他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分析。按照他的观点,从1945至1970年,美国享有真正的霸权。那时,尽管有冷战,美国几乎总能在它希望的时间和地点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掌控联合国;把苏联遏制在苏联红军1945年抵达的边界之内;利用中央情报局“推翻或重新安排它认为不友好的政府”(如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关塔马拉、1956年的黎巴嫩、1965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往往不情愿的西欧联盟国身上,迫使他们取消军事行动(例如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并迫使它们加快非殖民化步伐。

“美国在登上霸权顶峰后,同时也铺就了霸权灭亡之路”。至于“9·11”,沃勒斯坦认为,它“最终把美国推向了目前的处境——一个没有实权的超级大国,一个得不到服从和尊重的世界领袖,一个在它无法控制的全球乱局中随波逐流的国家”。

以“9·11”为起点,美国在全球展开了与恐怖主义组织的斗争。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丁·沃克认为,“9·11”使“美国决心接受新的挑战,发挥帝国的作用,担负起帝国的重任”。但沃勒斯坦提醒人们,美国很可能在这场反恐战争中被拖垮,美国政界和军方一些鹰派扩大反恐战争对象的做法将加快美国的衰落,把缓慢地下降变成更加迅速和充满动荡的跌落。他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美国的霸权是否会衰落,而是美国能否想出办法体面地衰落,尽量减少对世界、对自己的损害。”

谁隐藏在“三维棋盘”的底部?

世贸大楼遭袭击后,曾经一起将贾奇神父抬出废墟的四位英雄在贾奇工作过的教堂中重新聚会。这是一年前后的两张照片的对比。神父已经去世了,只能和他的照片合影,而那时就是消防员的活格(左)现在还在曼哈顿区的第五消防队工作1997年,当时还是美国佛蒙特州一位平民的约迪·威廉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她的努力达成了关于禁雷的国际公约,该公约曾一直遭到美国国防部的强烈反对。约迪通过互联网组织她的运动,参加者包括一些中等实力的国家(如加拿大)及一些政治家和名人,包括已故的戴安娜王妃。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其新著《美国霸权的困惑》中分析这种现象时说,信息技术正在形成实际上超越国界的组织和网络,跨国企业和非政府机构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组织超越国界吸引公众组成联盟,具有软实力。信息技术发展让这些力量在全球化过程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其活动从局部地区和一国向全球规模发展的时候,国家的力量就会相对降低。现在,在国际上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超过了3万个,它们的集团影响力正在不断膨胀。约瑟夫·奈认为,“9·11”事件是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一个可怕征兆。信息技术革命使政府权力分散,使个人和团体能够在世界政治中发生作用——包括制造大规模破坏事件。

技术进步如何改变中央政府的权力一直是一个话题。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蒸汽机被广泛运用,对经济、社会和政府都产生了强有力影响。生产方式、生活条件、各社会政治力量都因此而发生变化,使政府的力量凸现。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被广泛运用,政府的权力再度集中。社会学家威廉·奥格伯恩(William Fielding Ogburn)当年指出,新技术在21世纪将导致政治上的进一步集中和国家作用的进一步增强。奥格伯恩在1937年说:“由于飞机、公共汽车、广播、电话以及各种有线和无线装置的使用,美国政府有可能向更集中化方向发展。这些发明使各项工业跨越州界扩散……无论在哪里,只要有现代化的交通、通讯,政府的集中化就是一种世界趋势。”

然而,信息技术发展却使这种趋势出现逆转。约瑟夫·奈认为:“由技术革命造成的政府权力集中化的顶峰应该是斯大林在苏联建立起的集权国家,它非常适应工业化社会,并最终为信息化所瓦解。”

信息技术的低成本大大改变了跨国界的各种传播渠道,反而促进了中央政府分散化——首先向像联合国或世贸组织这样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地方政府等公共机构分散,其次向跨国公司(比如IBM、壳牌公司)、全国性公司(如美国航空公司)和地方企业这样的私人公司分散,还向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机构(比如美国的红十字会)等第三组织分散。

国际政治的生态因此发生变化。约瑟夫·奈曾经担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他用“三维棋盘”来形象地描述当今世界上的国家力量格局,“在棋盘顶部,军事力量基本上是单极的,美国是世界上惟一既拥有洲际核武器,也拥有大量的、能够在全球部署的装备先进的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的国家。在棋盘的中部,经济力量是多极的。美国、欧洲、日本的产品占世界2/3,中国的经济实力在迅速上升,有可能在本世纪初期成为重要的一员。在经济领域,美国不是霸主,它必须经常站在平等立场上同其他各极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在棋盘底部,是政府控制之外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多种多样的非国家分子的行为。有通过电子手段转账比国家预算还多资金的银行业者,另一方面又有转移武器或破坏互联网黑客的恐怖分子,更有那些对国际事务指手划脚的非政府组织。在这个层面,力量非常分散,根本无法用单极、多极或霸权加以描述”。

创造性的毁灭力量和 毁灭性的维持力量之战

美国学者克拉克·贾奇(Clark Judge)去年年底在美国《政策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20世纪的大战是自由与极权主义之间的战争——完全是一种政治冲突,21世纪的大战很可能是创造性的毁灭力量和毁灭性的维持力量之间的战争——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冲突。”

恐怖主义组织,尤其是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为什么要挑战美国霸权?克拉克·贾奇把问题归结为美国文化霸权随着全球文化美国化得到加强而遭致的鄙视和怨恨。

克拉克·贾奇认为,从美国“主动的物质力量”来说,它比半个世纪前小了,美国现在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它部署的实际力量是为保持现有的疆界,它也“无意用强制手段从其他国家得到有利的贸易协议或者贡品”,它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机制”来管理国际经济关系。但美国已经控制着巨大的非物质力量,这是除了经济、人口和军事之外的第四种力量,美国的这种力量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过,发展也没有这样迅速过。这是一支有很大破坏作用、革命性,甚至“毁灭性”的全球力量。全球新兴的中产阶级支持这种非物质力量的发展。克拉克·贾奇说:“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巨大的新‘中产阶级’,由一些按照美国标准来看依然贫穷的人们组成。”“从欧洲直至中东、亚洲和拉美,或许还有非洲,各种新的阶级在不断产生”。经济全球化激发了“店主、小手工艺者、地方制造公司和那些有志于从事这些行业的人”。特别是在僵化的社会,这些新兴阶级可能被他人视作“美国人”,他们也许在那些去麦当劳用餐、穿牛仔服、看美国电影的人中占相当一部分——即使不是全部。

“在社会死板僵化、精英占据牢固位置的地区,这些新兴阶级(他们在各处并不相同)严重扰乱了种种现存的方式。”“更为令人不安的是;这些人即将获得一定的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独立和尊严,向旧秩序发起挑战。”尽管,“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可能偶尔去麦当劳吃饭;可能偶尔看一场迪斯尼影片;他们可能穿牛仔裤。然而,他们成为美国文化载体的真正方式是他们不顾传统、习俗和权力的反对”。这些人的数量近年急剧增加,强化了美国的文化霸权。克拉克·贾奇由此认为,这种美国化的全球推广导致了“创造性的毁灭力量”的诞生与发展,而它的诞生与发展又推动美国的“毁灭性的维持力量”,之间的冲突为21世纪主要战争形式提供了现实图景。

按照西方史学家的描述:“二战”最后是自由主义对极权主义的胜利。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在总结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性经验及极权主义挑战的破坏性后果之后,担心西方可能已经变得“精疲力竭”了。实际上他的担心是:“20世纪的人已经变得不如19世纪的先辈那样自信。他从自身的经验中看到了历史中的黑暗势力。一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事情再度出现了:狂热的信仰、一贯正确的领袖、奴役和屠杀、人口的灭绝、残忍和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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