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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冰的大银行家之梦

2002-09-20 14:42 作者:金焱 2002年第32期
在王雪冰游刃其间的金融界“老朋友们”中,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王雪冰实现了他的大银行家之梦,这个梦在王雪冰1988年升任纽约分行总经理之后,才有了实现可能。纽约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对中国和中国银行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此时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阶段。这些无疑都成为王雪冰“做大”的背景和空间

王雪冰曾经掌管着中国银行长达七年之久

中国银行前任伦敦分行总经理徐仁1985年从中国银行总行离休,仍是中国银行董事的他在今年3月的董事会上仍不忘提及王雪冰198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1988年,王雪冰是中国银行资金部副总经理,这是他坐到这个位子上的第二年,而作为在纪律和秩序观念里成长的人,王雪冰当时打破了一系列既定规则。

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戴乾定说,那篇文章发表时正值“提升的时节”,而且,几个月之后的1988年7月,王雪冰升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这一次升迁在中国银行很不常见”,戴乾定说那是“创造性的提拔”。

其实,当时这篇文章并未简单地成为王雪冰升迁的敲门砖,反而将王雪冰推到一个与众人对立的危险地带。知情人分析说,这篇文章多少是王雪冰“有意识”所为,而值得寻味的是,当时王雪冰已经36岁,在中国银行也工作了12年,无论经验还是阅历都应懂得按牌理出牌。于是,大多数人将这一次过头行为看作展示王雪冰“野心”的一个表征。

十年后的1998年,亚洲经济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在这不平凡的一年中,让王雪冰引以为豪的是中国银行的外交活动。中国银行的宣传材料上说:(中国银行)在这一年接待了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查德·格拉索先生率团访华,安排外宾拜会了国家领导人;接待了英国渣打银行董事长祁则林先生来访,协助该行在北京召开了年度董事会,并报请政府总理会见了外宾一行;接待美国进出口银行行长、董事长詹姆斯·哈蒙先生访华,并报请国务院副总理会见了外宾一行……身在纽约的周强与王雪冰交情甚深,听到记者谈及这几位金融界巨头时,他很快地说,“噢,这些人都是王雪冰的老朋友啊!”

周强形容王雪冰,既没用“梦想”也没用“野心”,只用了一个词:“企图心。”他说,王雪冰是交易员,初级交易员是为了生存,他属于有企图心的高级交易员。企图心的表现一个是赚大钱,另一个是做策略、战略型的BANKER(银行家)。王雪冰有企图心,因为他有荣誉感——他希望成为一个大银行家。

在王雪冰游刃其间的金融界“老朋友们”中,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王雪冰实现了他的大银行家之梦,这个梦在王雪冰1988年升任纽约分行总经理之后,才有了实现可能。王雪冰到纽约之前的1988年5月,中国银行在美国开设华埠分行之后,又在西海岸开设了洛杉矶分行。分行设立的前提是:纽约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对中国和中国银行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此时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阶段。这些无疑都成为王雪冰“做大”的背景和空间。

这时王雪冰的角色不仅停留在某种程度把持金融命脉上,他更多地进入了高层外交政治层面中。

王雪冰的纽约王国到底为他提供了怎样的平台和网络,这些又提供了怎样的犯罪可能,所有的问题因为他的现实状况而变得敏感。知情者的三缄其口和王雪冰进入纽约之后引人瞩目的仕途生涯在平添了无数想象之后,没有人能做极其清晰的描绘和判断。

伦敦:“梦”开始的地方

中国银行的目标是发展成为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国家大银行王雪冰任中国银行行长时的写作班子配备是四个博士和一个做处长的研究生。博士们写作之余,常听到王雪冰描述自己的身世:“我在入行之前对银行没有任何感觉,觉得银行就是储蓄所。”

从一个对银行没有任何感觉的人到一个“大银行家”,王雪冰的改变发生在伦敦。

1977年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在进入伦敦黄金市场十年后,开始自营黄金买卖,同时继续代理国家黄金储备。专业人士介绍说,国际黄金市场投机性大,风险性大,盈亏变化也大。也就在1977年,王雪冰来到了伦敦,他的角色是交易员。

在早期,我们无法推断王雪冰在什么时间开始怀有大银行家之梦,但伦敦的经历无疑改变了王雪冰。从与他同时进入中国银行的大学同学身上,这种改变很具有说服力。

史玉春和王雪冰从对外经贸大学毕业后,一起分到中国银行总行财会部的同一个业务组,“管资本主义和第三世界”。戴乾定说,中国银行当时很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行里的计划是轮流选派一批人到伦敦分行去培训,除英语外,主要是进行国际清算、外汇买卖和交易等业务的学习。王雪冰是当时被派往伦敦分行的四五个人中的一个。

在戴乾定的印象中,1976年分到中国银行的那批大学生中,站在几十个人中间,王雪冰没给人留下特别的印象,这就如同王雪冰的大学同学、现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信息中心总经理的张秋波所说,王雪冰在大学里也没什么名气,“他也不是有名的小帅哥,也不爱踢足球,学校里的几个圈子中都没有他”。

虽然不是风云人物,王雪冰在对外经贸大学也并非默默无闻。电影《不见不散》的制片杨洪广和王雪冰在大学里接触比较多,他那时是学校宣传队民乐队队长,而王雪冰是西乐队队长。能表现王雪冰音乐水准的事情是在北京的“游园活动”中。虽然只是群众性的演出,但节目能入选到高校专场,是每所大学都奋力争取的。杨洪广回忆说,每年的“五·一”、“十·一”,这台在颐和园谐趣园中的节目都经过严格考核,而王雪冰得自家传的手风琴表演基本上都会参加演出。

从王雪冰入学的时代背景来看,70年代初,政治方面的影响渗透是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在张秋波记忆中,劳动也是一项主要内容。入学第一年,劳动时间就占去了1/3。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处处长贾立群说,王雪冰当时在她的感觉中不是造反派,不是极左的那种人。而王雪冰读书期间,他父亲也在学校,最早负责学校的总务。虽然是对外经贸学院的副院长,但刚从干校抽调回来的这位老干部“见人都点头哈腰”,王雪冰从家庭角度其实并未受益。

贾立群的活跃与个性即使在现在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她经常的形象是演唱流行歌曲《我是公社小社员》,王雪冰为她伴奏。虽然有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但贾立群对王雪冰更深刻的记忆却来自课堂。贾立群说她只有在上大课时才会有机会观察到英语系的王雪冰的另一面。与跳舞唱歌时不同,王雪冰在课堂上总能提出一些与别人不同的问题,由此贾立群得出的结论是,王雪冰的与众不同表现在,“他不是一个单一的人,他有头脑,是思考型的人”。

无论王雪冰那时的人生规划如何,在相对单纯的学校中,王雪冰的“不单一”为他的成长已经埋下伏笔,上大学期间,他就获得了不同于别人的机会。

现在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工作的负责人董长水记得,英语系当时一共有不到一百名学生,这些学生后来以考试成绩分班,高班学生是重点培养对象,其他人按语言水平再分到中班、低班,更差的五六个人最终是单独开了小灶。王雪冰被分到高班,他在英语方面的出色表现很快促成了他的第一次出国。

王雪冰不是出国的惟一人选,董长水的班里也有两三个人入选。在董长水印象中,他们被借调到国家体委,与中国乒乓球队一起出访非洲,做些翻译一类的事情。中国银行原信托部经理陈绍金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记得王雪冰曾和他一起打过乒乓球,王雪冰还很得意地提起他自己的发球技术,是在随乒乓球队出访时跟着“国手”们学的招式。

大学生们的非洲经历并不太长,短的几个月,长的一年左右。史玉春说,再回到大学里,王雪冰的英语就已经非常出色了。

交易员与传奇

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无法体会伦敦给王雪冰带来的震撼,但从专业角度,中国银行海外分行的地位实在举足轻重。

原中国银行行长王德衍总结说,那是中国当时在世界立足的一大优势,“斯大林曾经宣布中国的三件事:有一个香港,有中国银行海外分行,有华侨”。而伦敦分行则是中国银行在国外的主要基地。王德衍说,有一段时间,中国的外汇都换成英镑放在伦敦分行,而国家黄金储备大部分也都在伦敦分行。

中国银行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对外业务”,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王雪冰有了改变自己的基础。伦敦分行经理王伟才的夫人邱敏姝当时也在伦敦,她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人事。她说,在王雪冰这批人来的前后,伦敦分行曾同英国一些有业务关系的同行,包括米兰银行、巴克莱银行等著名的银行联系,开展代培业务。陈镇泰当时是伦敦分行副总经理,他的夫人姚蕴芳也记得此事,她说当时王雪冰等人被安排到代理行中,目的就是培养外汇交易员。

王雪冰先后在巴克莱银行、标准麦加利银行和米兰银行学习金融业务,不过在每个银行呆的时间都不太长,“最长也就两个星期”。时间虽然不长,身份也始终是学员,但这一段必不可少的经历其实是王雪冰跨到国际金融界的第一步。姚蕴芳说,王雪冰在代理行实习,每天都要与国外金融界打交道,尤其是与外汇交易所打交道,他本身也要参加各种酒会和社交活动,他不放过任何一个与金融业实权人物接触的机会,因此,“王雪冰的名字被国外金融界知道是正常的”。

这样“正常”的经历显然成为演绎王雪冰众多传奇故事的蓝本。在1986年到1992年期间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总经理的陈介生有相对中性的评价。他说,王雪冰当时在伦敦分行的交易员中比较拔尖,但他还只是学员,不可能有那些所谓的“一下子赚了几百万美元的交易”。“中国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自营黄金买卖,但经营规模一直受严格控制,小额经营,只是作为经营外汇资金的一种辅助手段。1981年金价大跌,经营失利,出现了大的亏损,全部抵消了1980年的盈利。因此中国银行总行决定暂停经营。1986年恢复黄金买卖,但经营掌握更加慎重,每次买卖数量小,确实有把握时才做。”

不过,王雪冰作为交易员还是受到了重视。戴乾定1981年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国代表,他说纽约分行1981年11月正式对外营业,他被邀请参加建行仪式,仪式上他见到了王雪冰。后来他了解到,当时伦敦行派来二三个人,而王雪冰主要是负责外汇交易,利用香港、伦敦、纽约的时差,做到每日24小时交易不断。

一个短短的建行仪式其实没有太多留在记忆中的东西,但戴乾定注意到,那时的王雪冰身上体现出的已不是简单交易员的概念,“他很活跃,很擅长交际”——也许这正是王雪冰在伦敦和纽约两个金融中心耳濡目染的最大所得。

陈绍金当时是王雪冰的上司、纽约分行副总经理。他说王雪冰那时是纽约分行的首席交易员,“很能够赚钱”。从更高的层面,陈绍金欣赏王雪冰的地方在于,“一走进交易室,打开电脑,在他脑子里就能形成概念,凭自己的市场感觉,而不是靠一些研究者提供理论方面的走势”。陈绍金说这是王雪冰一再宣称的观点,好的交易员必须有良好的市场感觉。

陈镇泰和姚蕴芳后来的身份是中国银行悉尼分行正副总经理。姚蕴芳说,当时他们夫妇到了快离休的年龄,正赶上澳大利亚政府对外资银行在澳设行条件有所松动,中国银行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1984年2月访华之时,建议中国政府向澳总理提出原中国银行悉尼经理处复业问题。在准备复业的过程中,设立外汇交易室是很重要的一块工作,于是陈镇泰向总行提议,要求派王雪冰过来帮忙,买些设备,招些工作人员等。

之所以选择王雪冰,姚蕴芳说,当时的考虑是王雪冰对外汇交易比较熟悉,是一个很有为的青年。“做外汇交易反应要相当快,一个电话过来,听到美元的汇价就要在一瞬间做出判断,而工作给了他很大的锻炼。”

1988年的背景

根据2001年中国银行年报,既有利润增长,同时坏账减少张秋波和他的许多同学都有这样的感慨,王雪冰是他们同学中谈论最多的,也是同学中职务最高的——达到了副部级,“但是时代造就了他,时代也毁了他”。

王雪冰的幸运确实与时代紧密相关。杨洪广说,最早王雪冰以北京知青的身份和他同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王雪冰所在的师位置在哈尔滨北边,属于一线。曾接待过外贸学院招生人员的杨洪广记得,当时虽然招收工农兵学员,选拔也很严格,有一种不能证实的说法是,王雪冰在一次救火中是敢于从楼上跳下来的少数人之一。因有此表现,才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

深造时王雪冰等人的分配就已成定局,史玉春说,他们这一批1972年“文革”后恢复招生的第一批大学生中,有1/4属于代培生,作为外贸系统子弟的王雪冰按指定分配留到北京的中国银行。不过就算是与王雪冰同在财会部的史玉春与王雪冰也几乎没有联系,王雪冰一直在国外,等王雪冰从纽约分行再回到国内的1988年,他已经被提升为中国银行资金部副总经理。

对自己的幸运及副总经理的位置,王雪冰是否满意无法推断,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似乎是一个否定的暗示。

8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是一种很时髦的写作方式,《中国青年》杂志在1988年第二期上以《出航没有避风港》为题,以王雪冰为主人公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文章发表后在中国银行内部“人们议论纷纷”,震动余波甚至持续到王雪冰事件之后。陈介生对这篇稿子的印象是,王雪冰提高自己,打击别人。

从现在的角度看待这篇文章,记者选取一个人物做主角而忽略整体,甚至做些夸张的可能性不应排除;而王雪冰作为事业上小有成就的中年人,借一篇宣传文章获得社会上的认可的可能性也不应排除。

有趣的是,文章开头的几句话颇耐人寻味:“36岁,是一个应该追求稳妥的年龄了,铁马金戈的梦想本该成为过去。36岁的王雪冰却仍沉浸在冒险所带来的亢奋中。”

知情人分析说,王雪冰长期在海外分行工作,这样的经历让他更倾向于认同国外的价值标准。而在当时,中国的官员普遍低调,王雪冰此次迫不及待的自我彰显显然是希望引起,并已经引起了足够的关注。

此后就是一次不寻常的升迁。事后当时的中国银行行长王德衍对记者解释说,提升王雪冰做纽约分行总经理(也有说法是全美地区总经理)是经过了综合考核的。“人事部门征求了意见,包括主管行长、副行长等人”。王德衍那时是党组书记,他说,“中央有这个精神要培养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革命化的人才,所以当人事部门一级级报上来后,最终就同意了王雪冰的任职。当时我们的考虑是,王雪冰外文和外汇买卖都做得很好。另一方面,美国这个国家不同于日本,日本很讲究资格,美国不大讲究年龄,所以王雪冰被派到美国是有方方面面的考虑的。”

在中国银行的历史上,1978年发生的一个事件以经验教训的形式披露出来:1978年,伦敦分行经营黄金、外汇远期业务,由于金价汇市走势与预测方向相反,金价上涨,美元汇价下跌,使该行黄金、美元等外汇业务损失约4000万美元。

邱敏姝当时在伦敦,她说:“中国过去是不做这种生意的,无论是黄金还是外汇交易,我爱人(指王伟才)曾建议说,可以适当做一些这方面的交易以积累经验。那时美元刚刚开始使用,为了保值也经常买卖,好的时候也有利润可赚。后来总行同意在一定额度内可以做,做得有赚有赔。”知情人说,当时海外行做高风险业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海外行零售业务发展缓慢,为扩大新业务增加收益开始试做外汇买卖和黄金业务,在获利后缺乏谨慎态度,随之扩大业务量,但恰逢市场发生突变而受损失。

这件事在1979年11月总行决定将该项业务亏损划归总行处理时应该就已经划上了句号,但王雪冰在当时《中国青年》的报道中却将此事公布出来。陈介生说,这件事情中国银行实际上是在写行史时,也就是时间过了20余年后才正式公布到社会上来,而王雪冰谈王伟才的失败和他自己的成功时引用此事,一方面影响了中国银行的形象,另一方面伦敦方面并不知道中国银行这4000万美元的损失,而这一报道也会影响伦敦对中国银行的态度问题。

中国银行原行长助理张国文那时是资金部总经理,知情者对记者说,张国文知道对王雪冰的采访和报道时,已经是文章发表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事。为此张国文对王雪冰有过一次很严厉的批评,但批评结果似乎并不让人满意,“王雪冰只写了一个180字的检查”。

除了这些大是大非上引起的争议,其他针对王雪冰的议论在此之前就有。邱敏姝说:“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不算太好,在伦敦我们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过集体生活。王雪冰比较随便。”

邱敏姝与王伟才在1979年年底回国,那时王伟才升任中国银行副行长。邱敏姝说回国后关于王雪冰的反映她还是可以听到——王雪冰对个人生活比较计较。“那时我们规定是午饭不出去吃有补贴,出去吃就没有,而出去吃饭也是了解行情,也算工作任务。王雪冰有时不愿参加,宁愿拿那份补贴。”

在电话里,邱敏姝评价王雪冰说,他不是很谦虚的那么一个人。这一点在王雪冰写给《中国青年》的信中也可以从侧面有所印证。当时王雪冰提到几处笔误;“庐山会议”应为“1979年,我本人也没参加这次会议——庐山会议是中国银行海外分行总经理一级参加的会议”;“文中所说净赚9亿美元,实际是为出口业务所起的保值作用”——文中描写说,“他为这个小小的交易室前年一年便为国家净赚9亿美元而自豪”。

反对的声音其实一直没断。王雪冰在国外培育的大银行家之梦显然在1988年的国内,难与当时的环境相融。之前这种冲突已经有所表现,知情者说,张国文当时让王雪冰去总行内部党校,但王雪冰拒不参加;后来有人推测王雪冰是否没将张国文看在眼里——王雪冰当时呼声很高。有一种说法是,王雪冰是被当时有关方面看作中行四大最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之一。

纽约独立王国

70年代伦敦分行的绝对地位到王雪冰任纽约分行总经理时已经有所降低。原来伦敦分行的外汇交易日交易额高达数亿英镑,而到了纽约分行开业后,中国银行总行随即将在北京与国外代理行做的资金拆放和外汇买卖业务,逐步交由纽约分行代总行在纽约市场拆放和买卖成交。于是,纽约不只是世界金融中心和筹集资金的理想场所,王雪冰也在这里找到了能容纳他的大银行家梦想的王国。

一个纽约分行总经理的权力有多大?王德衍听到这个问题后有了笑意,他说,海外行与本地不同,海外行主要是开展当地业务,总行对分行总经理有个授权书,“除了卖掉分行外,基本什么都可以做”。

也就是在这个前提下,王雪冰有了更大的个人空间。

中美贸易扩大后,中国五金矿产、粮油食品公司等国内大公司和省市有关企业相继在美注册开业,中国民航等驻美机构都被列为重点服务对象,这些大都是在王雪冰任职期间。周强,原江苏五矿外贸人员,因为与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官司而惹人注目。他也是在当时的背景下与王雪冰有了密切接触。

在和记者长谈中,身在纽约的周强说话有些“愤怒青年”的味道,只是在谈到王雪冰时,他有足够的敬意。在记者采访中,王雪冰的伦敦经历虽然时间久远,但人们对其叙述相对清晰,尤其与王雪冰的纽约经历相比——在纽约,王雪冰有了更高的位置。知情的人或者不方便说,或者不能说,而相对知情的周强又因与王雪冰关系深厚而表现出更多的敬意。在电话中周强对记者说,在他看来,只是在王雪冰任纽约分行总经理期间,“纽约分行才被建成了一个银行的样子”。

周强的话可以采信之处表现在中国银行的相关资料中,资料显示,1989年全年纽约分行的外汇、债券、黄金和调期业务4项盈利比上年增加105%,1991年外汇收益持续增长,到1992年末四项收益除核销前期债券亏损外,当年仍为盈余。显然,精通国际业务的优势是王雪冰经营纽约分行的一个出发点。

周强说,王雪冰的办法不是按“政策性的方法”,他是“把很多政策性的方法拿掉”。王雪冰类似的举动就是到了中国银行任行长时也有一些,中行的老领导解释这件事说,王雪冰是从基层干上来的,“这样的人很有魄力”。

据说王雪冰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让银行工作人员走出去,“出去找生意”。其实“走出去”牵扯的东西十分复杂。

一位离任的中国银行海外分行负责人说,海外银行的运作总的框架、机构设置是符合当地法规的,但在人事方面总会有中国特色。比如相当长一段时间,向外派驻的人员,尤其是中层干部中大多没有国外工作经验,他们只是外语好,工作能力强,所以在海外分行的管理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式的影子。

这位现在是某外资银行的行长说,在八九十年代,工资待遇有两种,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名义工资是吃饭、住宿、交通都给报销;实际工资则是按当地使领馆待遇往上靠,待遇实际很低。纽约分行的员工还曾经认为这是不公正待遇,去举报过,结果是“名义工资更加名义化”。

他说,在国外的工作人员压力很大,压力不是来自业务,而是“千万别出事”。与压力相呼应的是,每周都要参加政治学习,有外事活动也必须是两个人以上……

这些描述在记者采访的大多数人中都有所提及,周强说,王雪冰首先废止了出门的层层报批制度,随后就是仪容问题。“在这里理个发可能要10美元,这样很多人干脆不剪头发,要么就是互相乱剪。”在周强的描述中,他曾与王雪冰等纽约分行的人一起吃饭,王雪冰发现一个对外部门的负责人身上的衣服一年也没换几次,就说,“你换了吧”。在周强眼中,这些“连牙膏、茶叶也要从国内带来”的人,换套衣服的要求也显得过分。最后的结果是王雪冰说,他违规给每人买两套西装。

平衡违规行为的砝码,周强引用了王雪冰的话;肯定是违规了,希望在年底时能将功补过——多点赚钱。停顿了一下,周强想起王雪冰跟他说的一句话:“我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我一直想多赚点钱。”语速很快的周强接着说,行长年年来都批王雪冰,而看他赚钱赚得那么多,也就年年都让王雪冰继续做。

显然,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王雪冰有了实现他大银行家之梦的平台。中国银行有关资料显示:到1992年末,该行各项存款和贷款余额分别比1982年增加30倍和47倍。贷款项目表现尤为突出,不但成为该行利息收入重要来源,而且王雪冰在1991年设立了信贷管理部,负责统一授信工作,加强对贷款项目的审批、发放等工作以及实行预警监测办法,使不良贷款逐年有所下降,到1992年降至1.3%,已在提存准备金范围之内。

其实这样做的背景是一个与伦敦分行损失4000万美元同样重大的一个失误。

1990年,纽约分行向美国Drexel投资银行拆出资金2000万美元。知情者向记者介绍说,80年代初,美国几家大的投资银行,特别是Drexel Burnham Lambert公司极力向投资者推荐劣质债券。利用承销垃圾债券替中小型企业融资的方法,使得米尔肯成为美国金融史上的重要人物。这种新金融产品的开发,完全改变了美国70年代到80年代的发展。由于听从米尔肯的意见购买的债券总是能获得高额收益,投资公司对他的判断高度信任,只要他一个电话,就能立即筹措到上亿美元的资金。

纽约分行显然也是对这笔业务寄予很大希望,可是不久情况急转直下,Drexel投资银行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进行债务重组,使资产产值迅速缩小,鉴于收回全部拆放资金已无希望,乃由该行分两次核销1300万美元,结束了此案。

陈介生告诉记者,实际情况是,在这2000万美元已经到期的情况下,由于纽约分行的业务员消息不灵通,也不够谨慎,又答应了Drexel投资银行延期的请求。而这个请求是王雪冰批的。不过事情发生时王雪冰人在北京,所以“有领导责任,没有直接责任”。

这样的决策失误在当时对王雪冰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主要原因是那时的王雪冰已经初步缔造了一个他的纽约王国,这个王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当然,这也借助于他已经在海内外构成的准“大银行家”身份。陈介生回忆说,到1993年王雪冰回来时,已经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了。

世界的,更是中国的

中国银行的问题不仅在于银行家的多寡好差王雪冰在纽约时,他的行为方式依然被人议论。邱敏姝说,她听说王雪冰在纽约分行时单独买了一栋小洋楼。而一般性的做法是,海外行同事在租房或买房时,地点大都离得比较近。周强去过王雪冰的这栋“小洋楼”——“在联合国旁边,是由一房一厅改造而成的二房一厅,总行早就批下来了,王雪冰把其中一间当成了工作室,也是惟一开会的地方。”不管别人有多少议论,议论实质性的作用已经微不足道了——周强说,中国银行的几任行长甚至一些政府要员可能都光临过这栋小洋楼。

前任中国银行欧洲某海外分行负责人解释他们的实际地位时说:一般国内高层人物出访,当地使领馆经常要召集中资机构开会,银行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国内高层出国时,外汇管理得很死,这里有一个有趣现象,可能有高职位,不一定有很多外汇;而银行显然是一个口子。海外分支机构可以向总部申请提供车辆等海外服务——海外分行的外汇支出是不受国内控制的。”

说起“每周会同纽约分行一些管理高层共进晚餐或举行家庭派对”的做法,周强说,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还是一个很封闭的部门,中资企业派到海外的几乎是银行的信贷主要客户,这些人组成了固定的圈子。不只是他们之间经常见面,周强也经常可以见到出访的高层领导。董长水说他还在阿联酋时,他们丝绸进出口总公司在美国的一家公司就给他打来电话说,你的同学王雪冰做大官了,能不能找他帮助解决资金问题?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王雪冰对董长水的答复是,你对这家公司不了解,就别插手了。

比较使领馆和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知情者说,使领馆搞不定的事情可能还要由纽约分行处理。比如一些高层领导出访,在世界经济中占一席之地的美国银行有时就是参观访问的一个项目,但能否得到参观访问的认可,这就需要纽约分行从中交涉。

再向下一个级别,一些省领导到美国开洽谈会,周强说他们经常要“轰轰烈烈几百人”,为避免在美国尴尬,通常派秘书长找到中央,中央再发来指示。这样的洽谈会最被看重的是外国人的数量,全拿到唐人街也不合适,就由纽约的中国银行找自己的客户解决。

纽约银行这样的地位当然离不开纽约的角色,而王雪冰正是这样一个角色的具体体现,甚至他的被称为“穿着优雅”的妻子宗路路也同样在这样的氛围中。

解放军艺术学校毕业的宗路路原本是拉小提琴的,陈绍金说他在总行时还听过宗路路拉小提琴。宗路路的父亲是中国第一任驻朝鲜大使,她与王雪冰的结合多少与他们的父辈有些关系。

这样的局面使王雪冰得以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的“大银行家”风采,让他获得了在国内不可能达到的表演空间。周强有这样的一段描述:王雪冰在纽约任职期间恰逢领导访美,中方银行界名流云集,领导随口问诸人,美国的利率政策是什么?只有王雪冰应对从容。

从这点上,也就不难理解Drexel事件的最终结果了。不受“控制”的空间终于让王雪冰“创造”出来,但在这一空间里,他能表现的或许不仅是大银行家的角色,他被猜测导致他最终结局的种种问题,因此有了至少看上去是必然的结果。

“大银行家”梦破

王雪冰入行之前觉得银行就是储蓄所,他的“大银行家”之梦也许从改变对“储蓄所”的认识就开始了在周强的家庭晚餐和派对中,周强向记者否定了王雪冰是常客的可能性,“每到周末,王雪冰就忙着跟银行界的圈子交际去了”。

戴乾定在华盛顿时,也时常听他在纽约的同事说起王雪冰与美国上流社会的熟稔,其中有人很认真地说起王雪冰的表现:“我发现新来的这个经理跟过去的有所不同,他真的是‘洋化’,表现太与众不同了。”

王雪冰的与众不同表现在很多细节上。周强说他最初是不会熨衣服的,但在王雪冰的住处,经常发现王雪冰自己熨衣服。王雪冰的观点是:银行里穿着打扮最讲究,老外在穿着上尤其强调衬衣,因此他也不会掉以轻心。

另外,王雪冰在1992年时把宗路路“退掉了”,工资同时减半。周强说,在中国银行内部,有很多夫妇是一起上班的,但是王雪冰说,丈夫做主管,夫人做员工的情况在美国是绝对不可以的。

这些琐碎的细枝末节如果用“虚荣心”来概括,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有价值的是,王雪冰的“洋化”受到了国际金融界的认可。周强说王雪冰在纽约时会经常开些party,花旗银行等美国一些银行的行长都会光顾,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经常出现。王雪冰走后,这样的party依然开,但这些人就不大来了。周强的理解是,西方国家认同的是个人魅力。

王雪冰也看到这一点。“他很活跃,经常往华盛顿跑,格林斯潘等要人出席的集会王雪冰也有参加。”周强说。

王雪冰有糖尿病,但他每两三年都要到各处演讲一番,包括到大学里面演讲,还要参加很多银行协会、各种交易协会会议。他的举动很快有了反馈,美国商会请他演讲,美国的每个行业会定期开些会议,做学术报告,也经常邀请王雪冰参加。这些社交场合被王雪冰等同于理想的大银行家的舞台。

有熟悉王雪冰的人认为,王雪冰当时实际上已经在扮演一个外交官角色,甚至通过这些外事活动影响国内对他的舆论。王雪冰曾对周强说,一个银行家,对内讲的是业务能力,对外讲的就是交际。而在愈来愈洋化的过程中,王雪冰与他在纽约的同事的差距也在扩大。周强说,一些在纽约分行任职的老复员军人就曾说,“你一个人单独参加那么多的会议,要定期写报告给我们”。据说,王雪冰还真的写过几次。

一位金融界人士指出,王雪冰对“大银行家”的追逐本身,也包含两种体制带来的差异。他说,银行业务范围比较宽,如果某人在某个专业上比较通,有独到见解,这只是银行家的一个条件。而王雪冰更多是区别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银行家,他们无法与国外交流,这也是王雪冰受国外金融界推崇的一个原因——王雪冰只能是外国人看中国人角度时确立的银行家。作为中国的金融代表,外国人要做中国业务就要跟他打交道,他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王雪冰能为他们赚取利润。

王雪冰升任中国银行行长,他的大银行家之梦似乎真正得到了实现。中国银行的一位官员说,1998年王雪冰进行机构改革,搞零售业务部,这一点说明他是有全局观念的,而且他的做法得到认可,“后来所有银行都跟着模仿”。

这样的成绩其实无法掩盖王雪冰的失败——在中国银行工作的一位博士说,我们新入行的人都感到心寒,我们发现中国银行每往前迈一步、改革每推进一步都很艰难。最后我们在王雪冰身上看到他的特长还是国际金融业务,他缺乏国内银行背景。

也许王雪冰也无望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的部下总结他每次开会做的报告都很空洞。他用50%的时间跑上层,希望靠分析国际金融形势当上级的参谋;用30%时间跑海外,维系他的大银行家之梦;用10%的时间管中国银行总行,10%的时间管下面的分行。

陈绍金说,王雪冰在被提拔为中国银行行长之前,中组部下来了解情况,我想了一下还是推荐了他。当时我的考虑是,他是活跃一些,有些傲气,有些夸夸其谈,但只要能为国家办事就行。陈绍金略停一下,“不过我也承认他缺乏管理能力”。

一位研究金融的资深人士说,从大银行家的角度,如果他的业务能力强于管理能力,他可能已经就是一个失败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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