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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西里的环保主义生态

2002-09-18 18:49 作者:邹剑宇 2002年第31期
可可西里算的也不仅是环保主义账而是环保经济账

张醒生(右一)、才嘎(后中)一起面对被收缴的藏羚羊遗骸

在建设中的青藏铁路旁边,奔跑着受惊吓的藏羚羊和藏羚羊的保护者们。青藏铁路算的不仅仅是经济账,可可西里算的也不仅是环保主义账而是环保经济账

翻过海拔4667米的昆仑山口,青藏公路109国道和兴建中的青藏铁路并行着向西南方向延伸。在它们的西北方向,是可可西里地区;东南方向是三江源地区。

在昆仑山口和唐古拉山口之间,有5个自然保护站:不冻泉、楚玛尔、索南达杰、五道梁和二道沟。其中索南达杰保护站以保护藏羚羊的前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命名,现在它的主要使命是关注三江源地区的水源和环境保护;而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和环境的工作则由不冻泉等其他四个沿线保护站和一个位于可可西里中心地区的保护站来承担。具体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只允许所属工作人员进出,外人(包括索南达杰保护站工作人员)无权进入。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目前驻扎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格尔木市,其人事归属玉树州,业务归省林业局管理。
2001的1月11日,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决定在三年内捐助200万元财物,其中第一年是50万元和六辆2020型北京吉普车,第二、第三年各捐助50万元。爱立信(中国)的首席市场官张醒生说:“我们的捐助的确是在政府组织和NGO(非政府组织)中作选择。最后我们选择了保护区,因为只有政府才能禁止盗猎者进入保护区,才能对盗猎者开枪。”2002年7月下旬,张醒生带了一个近20人的团队(包括企业家和新闻记者)来到可可西里。

有人士对爱立信选择的捐助对象有疑虑。更郁闷的是保护区的局长才嘎,他说:“我们现在工作最需要的是理解,其次是物资、车辆。”因为在外人看来是才嘎以及他的人取代了索南达杰和牦牛队进行的事业,以及这项事业的荣光。

在昆仑山口,一座以索南达杰命名的铁路大桥正在兴建当中,英雄的坟墓也立在山口。这个山口是地震多发地段,写着山口名字的石碑被震断至今未被修复。

据才嘎介绍,今年以来可可西里地区未发现一起盗猎事件,惟一的一起未遂事件是今年6月2日,巡山队抓获了一个4人盗猎团伙,缴获两辆车、两支猎枪、一万多发子弹。“我可以保证,今年藏羚羊产羔的成活率在70%以上,”才嘎说。

北京市公证处的李清正好亲眼看见了藏羚羊小羊羔的降生。李清是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在全国招募的4000名志愿者报名人之一,今年第二批来到可可西里跟随巡山队进入保护区。“我6月22日从格尔木开始出发,正好是产羔季节。现在藏羚羊产羔地点主要集中在卓乃湖和太阳湖畔。6月24日,我们第一次经过产羔地点时还没动静。6月29日我们第二次经过时就看见大量的小羊羔。我想我看到的藏羚羊一共有1万只左右吧。”

究竟可可西里还有多少藏羚羊,目前还是一个谜。李清说他的估计有5~6万只,才嘎说五六万只他不敢保证,但1万只肯定是有的。除了藏羚羊存活数量,它的食物、迁徙、交配、产羔,以及天敌、疾病等情况更无从了解。这也是才嘎无力的。

“成立自然保护区后,去年国家答应拨给基建费300万元修造办公楼和基层保护站,目前已经到位150万元。去年整个保护区的巡山经费、宣传费用是20万元。整个保护区目前58人的工资由地方财政承担。国家给我们的用人指标是35人,目前我们有21个临时工。实际上这些人还是不够,你看铁路建设工人做几个月就可以休息,公路道班每年有半年的修养期,我们没有轮休。”才嘎说。

保护区除了各个保护站的正常工作和巡护之外,还有一个主力巡山队。主力巡山队每次巡山大约半个月时间,两辆车和七八个人,大约经费是8000元左右。但是每次巡山下来车辆都要进行大修,修车费少则15000元,多则20000元。所以一年20万元是不够的。“这两年都靠爱立信的捐款支撑着,以后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李清说出了他的忧虑。

前牦牛队员扎西对现状还是很满意:“我觉得才嘎局长确实不错,他全国跑来跑去才有现在的局面。”据了解,与扎西一起进入保护区工作的牦牛队员有十七八个,扎西的收入加起来达到了810元,保护区的正式工收入是1200元左右,格尔木市的平均收入是500元上下。“以前我开车,一个月收入是200元,后来在牦牛队一个月收入也是200元,钱不够用还要从家里拿东西。现在保护区在格尔木南郊做了两排房子,我们也有住的地方了,”扎西说。扎西是老牦牛队员的大哥和精神领袖,目前主要工作是在保护区开车。

“他们大部分都有胃病和腰腿病,由于多头管理,保护区没有医疗费用,看病吃药要队员自理。青海省林业局局长李三旦说没办法根本解决,也许从明年开始可以每年为队员做一次体检。”李清说,“我当志愿者,单位还挺支持的,为我买了羽绒服。后来听说保护区最缺的是精神生活,就买了两箱书当作捐赠。单位本来还要给我补助,我说算了,本来就是支援的。”

在可可西里保护区的工作还处于原始启动阶段的时候,对于自己公司的捐赠,张醒生给才嘎的要求是笼统的两句话:“生态越来越好,藏羚羊越来越多。”甚至爱立信也没有要求更多的财务监督和透明。

延续可可西里良性保护的资金靠国家在全国107个自然保护区中间平均分配的资金显然不够,爱立信下一步如何也不清楚。但在张醒生带来的队伍中还有几位知名的企业家,其中有中国网通公司的总裁田溯宁。田溯宁是亚信公司的前任CEO,在2000年《财富》杂志的中国富翁排行榜中名列第14。田溯宁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留学期间读的是草原生物学博士学位,这次到青藏“不顾避运营商(网通)和设备商(爱立信)的嫌疑”。

田溯宁也很关心可可西里的生态现状,张醒生说:“一个自然生态的维护按照国际惯例是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的三方合作才能完成。”而能把这三方捏合在一起的一般需要一个或多个基金会,也就是说需要大量个人、企业和其他机构的捐助。2002年7月的一个青藏考察团是不是也说明这里终于有人、有机构有能力在环保事业上做出投资了呢?而不仅仅是像索南达杰保护站的杨欣那样靠卖书艰难地维持着。

田溯宁本人是一个国际环保组织The Nature Conservancy成员,这个组织目前正打算在云南热带森林买下一块土地的使用权,以期把土地上的生态彻底保护起来。但是这个行动需要与中国的土地政策进行协商,土地上的人口如何生存等等都是问题。田溯宁说买下土地是环保最极致的行动,就是说它的成本最高。

可可西里从低成本的理想主义演化成了成本逐渐上升的环保活动,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藏羚羊数量的上升,还有一本无法抛弃的经济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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