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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洪水调查:谁的洞庭湖?

2002-09-17 15:03 作者:庄山 2002年第30期
由堵而疏的治理是解决洪水灾害的一条出路

望洪兴叹之余想的是:为什么年年都要受灾

长江的主汛期尚未来临,各地降水带来的洞庭湖水位持续上涨已经令湖南的防洪形势感到吃紧,有专家预言,今年长江流域将再次面临洪峰考验。预言毕竟没有证明,但我们还是在关心:大堤够不够高?能否阻住肆虐的洪水?一个难堪的现实早已展现在我们面前——水涨堤高什么时候能有个尽头。有消息称,国家将投入18亿元,用5年时间将洞庭湖建设成长江中游重要调蓄滞洪主导功能区,也许,由堵而疏的治理是解决洪水灾害的另一种更有价值的出路

人堤之战

湖南省湘阴县青潭乡所在的青潭垸位于南洞庭湖的东北,建于1972年,这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地方,乡党委书记冯正良介绍说:“青潭垸面积8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5.5米左右,当时修垸,每个公社、每个村都出劳力,筑起了11000米堤坝。”

穿过乡水利局大院,就来到主干堤上,用水泥砌成的水位监测柱从下到上逐级排列着,红色字体清晰表明:堤面高度36米,而此时湖面的位置在30米上下。围在大堤里的垸子“主要是鱼塘,有2230亩,而海拔只有28米多”。堤面大概有三四米宽,冯正良指着堤外的湖面说,“这里的吹程有20公里,二三级风带起的浪就会像大海一样。”冯正良今年41岁,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修堤、护堤是他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每年说不清有多少时间在堤上,每段堤防都有干部负责,级别越高负责的堤防越重要,也更长。”即便是这样,在1996年,他任乡长期间,最高36.4米的水位还是汹涌地淹过了整个青潭垸。

“大堤是咱的命根子,每年都要修高。” 从1996年以后,大堤已经加高了两米。1996年的大水虽然只持续了一星期,但无法抵御的惊心动魄却深深印在了青潭垸居民心里。48岁的艺阳华在家里墙壁上寻找着两次大水的痕迹,1996年的大水超过了她近1.6米的身高,1998年的大水也到了她的下巴。她回忆说:“修堤是自己的事,木桩、麻袋都是各家自备的,每年水上来时,全家老小都上堤,24小时轮换。1998年大水虽然没有1996年的高,但却整整在堤上守了好几十天,许多家里的门板也拿到堤上堵漏洞了。” 记者走访的人家谈起大堤时说法都近乎默契地相同,但没有人说得出在那个时候累是什么滋味,因为更重要的是“心里怕呀”。

“五年四灾”,洞庭湖区人在上世纪末的5年中,除1997年外,防洪似乎成了他们每年必修的课程。湖南省水利厅洞庭湖工程管理局工程处处长黄昌林做水利工作已经30年了,他对防汛抗洪最真切的体会是“每年都这样,已经习惯了”。据黄介绍,“仅湖区一线防洪大堤就有3471公里,除去汛期工作外,政府每年都组织两次维修,一次是从9月开始的1个月秋修,另一次是从11月到来年4月进行的大规模冬修。”

可以肯定地说,大堤凝铸着洞庭湖区多少代人的心血。湖区号称1000万人口,除城镇外,有农业人口626万,每年每个劳动力要为此付出20个工日,完成20个土方工程。“这个负担太重了。”黄昌林接着为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从1998年开始,每年修堤实际投放六七千万个土方,一土方要花费十多元钱。另外的建筑工程,护坡护角一年投入1.2亿元,水闸整修两三千万,挖泥填塘七八千万。这些钱的来源分成三块——国家投入、地方筹集和老百姓自己负担,老百姓主要是以劳代资。”而实际上,老百姓的投入并不仅限在出力、出物上,在维护大堤过程中,很多地方的农民每年还要出资100元以上,湖南省三大国营农场之一的屈原农场(1994年改为县级屈原行政区)职工从1996年到2000年,每年要拿出一个月的工资投入大堤。

大堤消耗掉的是难以计算的人力、物力、财力,然而水的长势却不是人们能够料定的。青潭乡在“1996年发水时,几乎整个乡的房子都倒了”。冯正良对自己大堤抵御洪水的能力不敢确定,而屈原农场水利局局长戴世凯认为,他们现在的大堤也只能做到“像1998年的洪水没问题,超过就难说了”。黄昌林能够肯定的也只有“重点堤垸对1998年洪水有把握”,他所说的重点堤垸只是全湖200多个堤垸中的24个。

湖田之争

向湖面索取田地是无奈的选择?记者采访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有这样的说法:“大家对洞庭湖的掠夺是造成洪水肆虐的重要原因。”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的诗句中所描绘的“八百里洞庭湖”对现在的人们来说,是只能停留在想象中了。洞庭湖工程管理局平垸行洪办公室主任向朝晖介绍说:“19世纪末,是洞庭湖的全盛期,面积达到6000平方公里,以后随着长江泥沙淤积而变得越来越小,淤积的泥沙抬高了河滩,人类就开始了垦荒和围垸活动。”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区域农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克林认为,人类活动对洞庭湖面积的侵蚀比泥沙淤积严重得多,他介绍:“围湖建垸兴起于汉唐,南宋后期已初具规模,明中叶出现了第二个高潮。晚清时,当地农民与来自江西、湖北等地的移民使围垦达到恶性程度。而建国后,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更加登峰造极,共加修堤垸266个,其中670公顷以上94个,围湖造田及堵支并流等原因导致湖泊面积从4350平方公里减少到1659平方公里,湖泊水面净减38.1%,湖容净减40.6%,造成调蓄洪水能力减少80亿立方米。据测算,湖区每围垦100平方公里,可导致城陵矶出口水位提高0.03米。1998年城陵矶最高水位为35.94米,比1954年最高洪水位34.55m高出1.39米,其中围垦导致水位抬高0.5米。”

应该承认,人类对洞庭湖的围垦在一段时间里确实收益丰厚,建国后兴建的国有农场、地方农场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紧张问题。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过度围垦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强烈地呈现出来,王克林介绍:“人占去水的面积之后,造成水的泛滥。1949~1998年,50年间有39 年发生不同程度洪涝灾害,其中特大和较大灾害21次,占53%。就大洪灾频率而言,公元276至1524年,平均间隔80年;1525~1851年,平均间隔20年;1852年至1979年平均间隔5 年;进入80年代,每隔3~4 年一次;进入90年代后,除1990、1992、1997年外,共发生6次较大与大型灾害,平均3年有两次大水灾。”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防洪经济投入是很难确切估量的,但其实洞庭湖很多堤垸的经济形势也并不容乐观。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长江项目主任梁海棠肯定地说:“靠堤垸维持的农业经济,致使这一地区经济总也发展不起来。”

梁海棠负责的基金会长沙办公室于1999年9月正式设立,他们与政府有关部门合作的调查收回了3000份问卷,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堤垸经济是赤字”。她向记者介绍说:“从个体层面讲,农民出义务工姑且不算(1998年上堤60天),单种水稻就多了两项投入。由于垸内地势低,每个垸都至少有一个水泵房,维持一亩地一年的电费多的就要130元,少的也需七八十元。风调雨顺时,亩产1300斤能够持平,而稍好的亩产能够到1400斤,不计劳动力成本也只剩下了微利,要再加上防洪抗洪费还能有利润吗?更不要说五年四灾的年景了。往上推算,村、乡、县也只能是这样的情况。”

还湖与民生

洞庭湖的许多堤垸都在四面环水的湖中,记者去青潭垸就颇费了一番周折,按照梁海棠的介绍,先到湘阴,再坐机动船沿湘江顺流而下,船行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7月18日中午1:30,记者从长沙乘车赶往60多公里外的湘阴,3点多到湘阴码头的时候,轮渡已经开出,沿着堤坝也没有找到可以租乘的“水上漂”(渔民打鱼的小船),刚联系上的湘阴县水利局副局长王锡军又正在青潭垸所在的南洞庭湖上。记者在黄昌林提供的《洞庭湖区堤垸位置图》上看到,青潭垸距离屈原农场要近许多,于是与王相约在农场采访。等到达30多公里外的汨罗市再转到农场时,已经将近6点,过湖是没有办法了。

从屈原农场的码头过湖的轮渡一天只有两班,往返都集中在中午11点到下午2点。7月19日一早,记者乘上头天晚上联系好的渔船。渔船的主人叫刘海兰,1998年,她与其他120户渔民一同从青潭垸严家山集体迁到紧邻屈原农场的湘江大堤上,她的丈夫这几天一直在水上打鱼,为了帮助记者去青潭垸,她专门找来了一名船工。

小船有1米多宽,不足10米长,在柴油发动机带动下,速度算得上很快。横穿过湘江,绕过一片芦苇洲,40分钟后就到达了他们原来居住的严家山。与青潭垸所在的青山一样,虽然称作山,不过是一处洲滩而已,它最高的地方距离水面也没有10米。严家山也同样是由泥沙淤积而成,这里没有建堤坝,到处裸露的都是细细的白沙,高处,前些日子的大水冲蚀的痕迹清晰可见。由于长久没有人来,原来房基的地方已经隐没在灌木和乱草之中。记者拨开横生的灌木,没走出10步,就看到拆掉了的一处房基。刘海兰回忆说:“每次涨水,我们这里都要被淹,好在都是渔民,淹了水就都住到船上。”

青潭垸与严家山正好隔湖相望,船行时间只有十多分钟。以冯正良现在的看法,“本身修这个垸子就不太合适”,他考虑最多的是,自己管辖的这片区域湖堤安全难以保证,居民的生活也难以改善。

梁海棠的看法是,“许多人没有住在自然的安全空间里面”。1998年大洪灾后,中央颁发了《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决定》,制定了包括“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移民建镇”等在内的32字方针,青潭垸被初定为双退垸(退人退耕)。然而在具体操作中,由于种种原因,却只能按单退垸(退人不退耕)处理,1998年到1999年冬,原来的1527户人家4900多人已经搬走了3000多人,仍然住在这里的只有1062人。

田春华家住在紧临乡政府的路边上,丈夫负责家里承包的10亩鱼塘,她自己开着一间门脸很大的杂货店,她说,“好的时候鱼塘一年的收入能到五六千元”。乡水利局的一位人士则介绍,“小店一年收入至少在六七千元以上。”1998年移民时,田春华一家的户口也迁到了湘阴县,但最终她还是放弃了搬迁,对此,她解释说:“我们1997年花了4万多元盖起的房子,1998年的洪水就淹到屋里1米多高,这个地方住着太让人担惊受怕。但去湘阴看了,那地方人不熟,我们没有生产门路,以后怎么生活呀。”

与田春华家斜对面的艺阳华是当初坚定留守的住户,她担心的也是:“外面没有收入来源,一家人没办法生活。”但现在,田春华也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有了新想法,“不能再住在这里了,要再有移民政策,我还是要移出去,到外面就靠孩子打工了。”

田春华们所说的移民政策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向朝晖介绍说:“到今年年底,我们要退出779平方公里的面积,其中涉及15.8万户、56万人的安置。平垸行洪最大的难题就是移民,国家从1998年至今给了将近26个亿,不管双退还是单退,每户移民补贴1.5万元。单退户是本村、本乡就近安置,双退安置到另外地方,保证不低于当地的人均耕地面积。”按照这样的政策,移民安家工程,进展相对顺利,但令记者见到的几乎所有负责平垸行洪工作的人士都感到不好解决的是“移民的生计问题”。

刘海兰的村落整体搬迁是他们所向往的事情,但随后面临的生存困境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7月18日傍晚,记者乘车来到他们的“新村”,一过营口闸,就可以看到一排整齐的二层小楼由北而南排列在湘江大堤上,楼房中间也间或有一些平房,但临路的外墙一律都贴着白色墙砖。记者每到一户人家,都会聚集过来一些人,他们纯正的方言会有人用不很纯正的普通话帮助翻译,这个村子原来住在严家山,全都是专业渔民,搬迁后,“也没有给一寸土”,几年来,他们感到生活越发艰难。“现在没有鱼了”,至于没有鱼的原因,他们简单归结为“原来捕捞的没这么多,副业渔民都来了,还有电鱼、炸鱼、用密网捕鱼苗这些有害行为。”每家每户都在为偿还盖房的借款发愁,“4至6月禁渔,我们都没饭吃呀”。在最艰难时候,“很多家里的妇女都到镇上卖血去了,卖一次80元钱”。记者走入一些村民家中,每家二楼住人的屋里除了床没有什么家具,家境明显好的会摆着一台彩色电视机,个别家里惟一的电器就只有一台小电扇。而他们共有的一个动作是:进屋开灯,退出关灯。8:30记者离开的时候,很多家里的灯还都没有亮,他们并不是还习惯着90年代中期以前没有电灯的生活,而是考虑着“省下8毛5一度的电费”。

冯正良分析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整个外迁配套设施没跟上”。记者在汨罗市白塘乡采访时,恰好从反面证明了这种说法。白塘乡准备安置2000多户移民,汨罗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平垸行洪办公室主任余斌三和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谈正红分别介绍了安置情况,他们提到的共同点是“创造环境,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谈正红说:“要紧盯一亩三分田,增收难度是很大的,我们调动了本市几个养殖、饲料、纸业等大企业,对原来的单一农业进行了扩展,同时,也积极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记者走访了两个垸区和集镇上的五户人家发现,开店、植树、种烟叶成了他们收入的重要来源。

而王克林的观点是:“移民并不能简单化,它引起的社会问题会比经济问题严重得多,生活在垸区的农民所带有的特色农业文化到城镇是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洞庭湖的生命价值

修理护堤是湖区居民一项必修的功课向朝晖喜欢把洞庭湖称作一个“品牌”,他认为除了历史文化原因外,“从长江中下游防汛考虑,要保证江汉平原上千万亩耕地和各大重要城市的安全,找不到其他调蓄洪水的替代湖泊”。

王克林也强调了洞庭湖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该湖区支持极其重要的渔业,湿地起着大型自然贮水库作用;它们给旅游和科学研究提供场所,丰富的水生植被支持着大量家畜的放养”。

但另一个严峻的现实却又不能不让人担忧,梁海棠掌握的资料表明:“洞庭湖每年平均增高4厘米,西北重点地方每年淤积20厘米,按现有每年1亿吨的泥沙淤积速度,60年洞庭湖就消失了。”而来自长江上游的泥沙占洞庭湖泥沙淤积量的80%以上,研究者认为,“这是最深层次的也是最急待解决的问题”。

梁海棠认为,调蓄洪水仅仅是自然湿地所具有的多种功能中的一项,而它具有的净化水功能是修建几座大型污水处理场所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自然湿地应该发挥出来的生命价值已经很难修复。她介绍说:“人的生存依赖他周围的生命。正如人类一样,痛则不通,联系、沟通的湿地系统是功能最全的,这时候,它的生命状态最旺盛,它对人类的贡献也将最大。原来,与长江相通的湖泊面积有8000多平方公里,而如今只剩下了洞庭湖和鄱阳湖。自然状态下,枯水时,湖水流向长江,大水时江水倒灌,水中的生命形式可以顺畅地交换,洄游鱼类也可以顺利完成一个生命周期。50年代以前,洞庭湖的洄游鱼类有200多种,现在只存有七八十种,上万个鱼类产卵场现在也难觅踪迹。”

梁海棠和王克林都肯定地说:“人实际上是控制不住自然的,这些年各种灾害的形成就是自然对人类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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