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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账本”

2002-09-17 14:30 2002年第30期
李文利在北大从本科读到博士后在北大教育学院任教,她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是:教育也是一种服务,这种服务可以是教学,也可以是科研,但要有一种价格概念

在北大不仅仅是学习

李文利在北大从本科读到博士后在北大教育学院任教,她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是:教育也是一种服务,这种服务可以是教学,也可以是科研,但要有一种价格概念

一个大学生在高校意味着什么?北大原党委副书记郝斌的回答是:不少于三把椅子,一张床。郝斌记得他在北大做校领导时,校经费来源稳定在政府拨款占1/3,学校自筹占1/3,课题费一类占1/3的这样一个结构。

郝斌说的是一个大体方向,比如捐赠就没有包括进去,因为其在学校的经费来源中数量极为有限。同样是北大教育学院的魏新教授记得,有一年香港的一个公司一次给了北大4000万元用于盖楼。

对这个结构的抱怨很多,北大党委副书记王登峰的无奈之情从电话另一端就传了过来:北大每年做的预算是5.7亿元,而国家拨款只是1.5亿元,这样我们的老师只能拼命干活,筹社会资金,靠产业给学校回报。

在王登峰任党委副书记这两年,魏新说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自筹这一部分所占比例是最大的。而所谓自筹部分包括:一部分是办企业等带来的产业回报——对这方面非常了解的魏新说,北大方正现在一年给学校交几千万元,但这是个下降趋势——虽然绝对值每年都有增加,但随着市场化程度增高,它的份额越来越少。

另一部分是科研经费,再有就是教学经费。所谓教学经费一方面是“有正式学历”的学生学费,魏新说存在这样的现象——越好的学校学费占的比例越小;另一方面是培训收入,包括成人和非学历教育,而魏新强调说,这一部分这些年的增加速度很快。

这里还有一个逻辑关系:学校越好,国家拨的款越少,因为这样的学样自筹能力比较强;学校越差,国家拨的款越多,几乎占到了总比例的70%。

产生这样的变化,李文利说,教育也不是一个壁垒,质量、效益这个系统也要受市场影响。从国家给的运行经费来看,李文利说,政府拨款要考虑学校规模,一个本科生、研究生都有一定额度,折合成一个标准数给下来。郝斌补充说,数虽然是这么定,但钱是一揽子给下来的,工资人头费是固定的以外,其他的钱校方自己定。

到了学校手里,钱的支出就成为最大难题。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说,学校教甲骨文的老师一个月总收入是2000多元,“如果不出去上课怎么能解决生活问题?”李文利给出的数字是,学校培养一个学生事业费支出是2万元左右,她同时给出了教育部财务司的一个最新数据:2001年普通高校生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31%。

教育学院系主任丁晓浩对学费的上涨幅度感受很深,“就连师范院校也开始普遍收费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私人成本确实在提高”。即便如此,有学者计算,现在学费只占学生培养成本的25%左右。

人们用“高等教育面临财政危机”来形容北大们面临的困境。在学校柴米有限的前提下,招生成了一个最好的解决方式。知情人给记者讲述这里的关系:学生多,老师编制也可以多;老师编制多,财政拨款相应就多,从人事上、财物上都是这样。而在院系之间,学校内部也有资源分配,学生多也是争取资源的条件。

原北大法律系教授蒲坚嘴里常用的一个词是:创收。他说,创收金额因为是大家共享,所以每个人都要轮着出去讲课,系里每堂给的课时费是100元钱。办班的创收在系里有四个支出:院里和系里分成,班里也要一部分经费。他说他在搞一个土地资源部的基金项目,做《中国土地法制史》,这样的国家级项目给了他4万元拨款,而理科课题费则能达到上百万元。

北大环境科学中心宋豫秦教授谈起各院系关系时感慨地说:系和系比较带来的诱惑太多了。城环系原来拿不来任何资金,后来干脆根据“市场需求”,成立了一个不动产研究所,情况有所好转。而作为环境科学中心,他们把重点放在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时,“一分钱也拿不到”,后来做了一个风景区规划,两个项目就拿了30万元,“真是没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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