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社会大众的注意力都被艾滋病这种绝症所吸引，但艾滋病人的数目若跟其他性病的流行程度比较起来，则又成为小巫见大巫。3月，全国性病疫情会议即将在贵州召开，届时，2001年中国性病报告数字将正式公布。公布的数字与实际的性病发病数一般有大约20倍左右的差距――中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龚向东说，“估计起码要有1000万例以上”。

其他性病虽然不受重视，这可以从媒体舆论和大众话题中得以证明，但梅毒、淋病一类的性病却很可能造成远较艾滋病更广的社会灾情。

在江苏，这种社会灾情更多体现在连续几年的排名第一: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发病率最高地区，而江苏省感染性病的个案数字始终居全国首位。另一个可能是巧合的事实是，中国性病的权威官方机构中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也在江苏南京市。

在美国，每出现一个艾滋病例，相对就有300例其他性病新病人出现。在中国，这样的比例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官方说法。在感染性病的总人口当中，2/3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据估计，性活跃的美国人当中约有一半迟早会感染性病。

在中国，如何解决性活跃人口的问题也一直是争论焦点。

春节前后，中国首部关于青春期性教育的系列教材近日在哈尔滨正式出版。为此，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中学和大、中专院校的健康教育教师、校长必须人手一册。而学生则“可作为课外读物”。

据介绍，这本教材针对初中、高中、大学等不同年龄段的青春期青少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夏国美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性教育问题仅从名称上就可以反映出许多问题:我们的性教育一概叫做青春期教育，任何问题都可以包括在青春期教育内容中，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就叫做“性教育”呢？

就在人们还在为这些问题思考不清时，我们的中学生们不断表现出对性知识的渴求。而比他们更高一阶段的大学生们，在大学里仍然遇到与中学生一样的困惑。教育制度和施教者面对这种性的社会现实，显得十分困窘。

更为困窘的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者，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中学生、大学生，还有那些性病源头的制造与传播者:卖淫者和嫖娼者。这个群体的存在，对我国道德基础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承认“性产业”的现实是匪夷所思的，而与之相关的安全套的社会市场化等一系列问题都显得有些遥远。

但最值得关注的仍然是，中国性病疫情蔓延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