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

记者:您刚才说中国的脑死亡立法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成文法，请问在世界上众多已经拥有脑死亡法的国家和地区中，哪一个最值得我们借鉴？

陈忠华: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脑死亡法，我们照搬过来都没有错，因为它们都打了很高的保险系数。我们只要做相应的改进就可以，比如说把第一次和第二次诊断的间隔时间延长，把所有的标准制定的非常严，以至于死亡后他的器官都不能再用。

记者:那岂不是产生了一个悖论，就是脑死亡立法与扩大器官捐赠来源，促进器官移植是相背离的？

陈忠华:我确实有意想把脑死亡问题与器官移植分开讨论。在我国，脑死亡立法由器官移植界提出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原因，但实际上在脑死亡立法和实施脑死亡诊断标准的社会意义上，器官移植应该排在最后一位。没有器官移植的需要，实施脑死亡诊断标准的进步性依然存在，反之，接受脑死亡诊断标准的人并不一定要捐献器官。

记者:根据一份调查问卷显示，70%的人把脑死亡和植物人混为一谈，更多的人仍然认为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才是死亡的真正标准，在公众这样的认识水平下，认为在推进脑死亡立法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陈忠华:脑死亡法属于科技含量较高、人权及伦理学问题混杂的法律，立法必须具备坚实的医学基础、社会基础和法律环境，否则即便有了法，也会造成执法上的混乱。因此我主张脑死亡立法的推动过程应该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前者包括医学教育、临床实践和科普宣传，后者是指国家机构管理阶层的认可、支持和参与，两者缺一不可。根据我们的国情，在现阶段至少应该提出心死亡和脑死亡双轨制。两种方案由患者自由选择。但有两点必须同时启动，一是患者的亲属代表或律师要立书“知情同意”，二是医疗卫生管理层面上必须明确规定:“脑死亡诊断成立后停止或撤除一切治疗措施并不违反现代医疗常规”，以避免医疗纠纷。

记者:如果我国脑死亡法通过，在新法律这样限定非常严格的情况下，负责做出死亡判定的医生的职责会有什么变化？

陈忠华:没有变化，因为主刀器官移植的医生和宣布脑死亡的医生没有关系，不能是同一个人，前者只对自己主刀的手术本身负责，不能做出病人死亡的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