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海是一个雇员之城？并不是说上海市的雇员数量比其他城市多，而是说这个城里的人更安于当雇员，想当老板的人比其他地方少。

明基公司的中国营销总经理曾文琪在大学做演讲传播为商为人之道，遇到学生问他是否支持大学生创业当老板。“我心里是反对学生创业的。按照一个正常概率:学生毕业后先当学徒，十个学徒中一个成为专家，一百个专家中有一个导师（部门领导），一千个导师成就一个领导（企业家）。但是的确有比尔?盖茨、迈克尔?戴尔辍学当老板。那时这两个老板的父母都反对，但他们自己想得很清楚，觉得一定要这么做才行。所以这不是一个要问的问题，一问就说明你当不了老板。”曾文琪说。

曾文琪是台湾地区人，由他来说上海人如何，籍贯上不对应。说起上海雇员之城的名声是宿命还是竞争力的表现就褒贬不一了。

"我小时候全家都用一种东西，上海人叫做‘假领头’――上面的领子是完整的，但下面不是一件完整的衣服，而是一件小背心样的东西，穿在正衫的里面。如果脱开来，效果会很不堪，但是外套扣子扣好，一个漂亮的领子衬着，会很干净、体面，戴上领带跟穿着衬衫一样。这绝对是上海的发明:在当时经济而实惠。现在这种可笑可怜的服饰当然早就被淘汰了，但我总觉得那是上海人某种气质的一个表征，是作为一个曾经的雇员城市的心态遗留――我们都是体面的小市民，我们都是‘洋装瘪三’。”鲁西说。

鲁西是上海某广告公司媒体部总监，她说:“我爷爷解放前在海关供职。在旧上海，在海关工作被称为‘金饭碗’，而‘银饭碗’说的是在银行工作，因为这两者工资高、稳定而体面。上海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被‘砸饭碗’。竞争太激烈了，你不干，自有一大堆人等在门口，于是，在高压下，上海人养成了一种高度的职业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渐渐成了一种心理习惯。我老公前几年辞职，他父母知道后忧心忡忡，他父亲甚至劝他:‘算了，做下去好了，再不好，总算有个单位’。他自己好像很坚决，但后来告诉我，辞职后第二天，他做了个噩梦:找不到下一份工作，没有收入，急得大汗淋漓。天生的‘雇员情结’，你说怎么办？”

戴宇舫是达美高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公司做菲利浦照明、罗氏制药这样的国际客户。之前小戴的客户是拜耳制药，而且那是真正的“自己”的客户，小戴和其他两个合伙人一起创建了那个广告公司。为什么不当自己的老板了呢？“你知道，我们那个虽然也是广告公司，但毕竟比大公司还不同。我觉得应该回大公司，那里的的团队、资源更好，不能离开这个行业太远了。”

就是说小戴重新当雇员的理由是:小公司可以赚钱但是不能保持进步，赚钱的日子有限;大公司可以保持不断进步，挣的钱也足够。从事业发展的角度来考量，还是在大公司更加有利。

张爱玲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上海人的智慧是适应的智慧。”鲁西说，“当然，只有雇员适应老板，没有老板来适应雇员。上海雇员最会察言观色，好比现在我所在的公司，私营老板当家，老板脸色不好绝对没有人敢拿预算来说事儿。否则，不用老板骂，自己就先觉得自己‘拎勿清’――不明白事理。在上海，‘拎得清’是基本的生存智慧。我以前公司的一个外地来的同事就非常的‘拎勿清’，在一个老板出席的客户招待宴席上，一个客户津津有味地谈起了神秘现象，我这个同事是个司马南一样的无神论者，而且痛恨伪科学，当下就‘拎不清’起来，跟客户较真说起这个话题来。客户倒没有明确说自己是个神秘主义者，但如果听话听音，就可以知道客户对神秘主义颇有感觉。但是这个人，头一摆，肯定地说:‘相信神秘主义的人脑子都有点问题。’客户当下脸色就有点不好看。很快，这个人就被炒了鱿鱼。”

十年以前，小戴从机关辞职进了奥美广告，后来又进麦肯光明广告公司。“十年前的奥美，公司有很多的培训，把公司关起门来不做业务的培训也是有的。现在就很少了，公司和员工都很功利了。其他公司什么都没做，凭什么要给你降价呀。前几天去了一次德国，那边拍一张照片超过1万欧元，也就是8万块人民币;在上海拍一张照片，给800块好啦。其实质量也不是1∶100的差别，这是拒绝这个行业呀。”

“我们自己经营的时候也想做大，但是我觉得这里的办事程序就是要把人变成小业主、小雇员。我们公司扩大注册资金、增加合伙人，申办下来让你觉得就应该原来那样，让每个人都变成一个老板。这样怎么做呢？”戴宇舫说，“上海有点像日本，大公司是日本的经济支柱。过去日本人一定想进大公司，就像上海人也想进大公司找好工作。最好的当然是大家都看得见的美国，允许大公司不断扩张，也给个人创业机会。”

携程网的CEO梁建章说:“我们在开始做网络公司的时候，对高科技人才的依赖还是很重的，这就是北京有优势了。但是现在我们转向成为一个服务公司，上海优势就出来了。无论是呼叫中心的电话生，还是服务经理，我都能在上海找到更多更合适的职员。外资进入中国最大的成本是代理成本，找到合适的代理人很重要，上海是最好的选择。”

有人把上海的商业秩序成熟程度放在北京和香港之间，表明上海至少是一个合格的雇员源。■

契约之城

上海的历史在哪些方面塑造了这个城市的特性？这显然是个过于庞大的问题，《上海通史》主编熊月之先生简要的概括了四个方面:“一是移民性质，让这个城市充满了竞争力。二是公共意识比较强，近代中国的司法制度，法院、律师都是上海最早出现的，这使得上海人养成了爱论理并且服从管理的特性。三是服务意识，从1843年开始，上海一直是个商业社会，计划经济在其中只是30年，这样一个讲究效率的商业社会使人们有更强的服务意识。第四，这里的人们开拓性不强，大家习惯做职员，是一个职员城市。”

熊先生说，上海开埠之初能接纳外国人，与之通商，是因为这里有更多的商人，他们并不敌视外国人，而同时期的广州，乡绅与官吏的势力大，他们不喜欢洋人。上海历史专家许敏先生说:“上海这个城市是谈判谈出来的，租界的区域在哪里，房子怎么盖，道路要修多宽，许多事情都是这样谈判谈出来。英国人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希望把居留地划在当时的市区以内，因为当时市区的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了。但道台不同意，觉得与外国人在一起难管理，于是就开始一点点地谈。外滩的这一条路最初就是拉纤用的，后来因为太窄了，要变成一条马路，就又开始协商，钱从哪里来？谁的房子大就多出一点，房子小就少出一点。谈来谈去就成为契约。大家都不认识，通过协商形成公众共识，然后就是大家如何来维护公共意识。这样确定了这个城市的面貌，也形成了上海市民的公众意识。”

1905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董事李平书提出建议，拆掉旧有的上海县城城墙，改建马路，缓解交通，而“城垣保存会”的保守商人不同意。两年后，另有人与“城垣保存会”调解，提出折中方案，不拆城墙，再多开三个城门。1912年，上海民政部门在商人的要求下批准拆除城墙。从晚清到民国，城墙终于可以拆了，但麻烦接踵而来，一些城壕租户组织“保产公会”阻扰拆墙，当局不得不出面调停;城根下有英国士兵坟墓，也需“外交斡旋”达成“让路换地”;北半城路段与法租界相邻，建成的“民国路”属法、华两界共有，为示区别，路面从中线划开，外半边是长条石，属于法界，内半边铺碎石，属于华界。

熊月之先生说:“我在美国曾经做过一个演讲，讲的是1897年上海小轮车工人的罢工，那一年，租界的工部局要给小轮车加税。当时的小轮车还没有轮胎，车轮是铁的，工人多装货，一辆小车负重500斤到600斤，这就会破坏租界的街道，那时的街道都是砖石路，工部局要多收200文的税来维护路面，小车工人就罢工，还和租界里的警察发生冲突。上海县的道台是支持小车工人的，道台要和外国领事商量这件事，外国领事对租界内部的事务要和工部局商量，最后各方商议的结果是提高运费100文，再由富人募捐支付另外的100文，租界里的外国人因运费提高不干了，工部局的董事只好全部辞职。这一次罢工反映了这个城市的构成，租界里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华界的管理，彼此的妥协，既要政治手段也要外交手段。上海后来之所以犯罪多，也和这种特殊的管理分不开，谁也不能越界办案，但这其中也包含了对契约的尊重。”

事实上，对契约的尊重也就是对个人财产的尊重。老上海人以英国人马立师的名字指称他所拥有的广阔的地产，哈同的发家传奇也是契约关系的注脚――他以每亩20两银子买下的南京路在租界扩张的过程中涨了2万倍，但这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会为了几块钱的房租在灶间里磨几个小时，“上海滩没人敢欠哈同的房租”，这句老话反映了人们的契约意识。哈同死后，他留下的大笔遗产和收养的大队儿女引起很长时间的法律诉讼，他的房产在历史变迁中失去了，却留下一部关于财富和契约的民间教材。

许敏先生说:“上海的历史传统就是契约意识和谈判意识特别浓厚。上海市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就和其他城市不太一样，后来上海出了很多外交家，北洋政府里的好多条约也是上海人去谈的。从许多前人留下的笔记中，能看出上海人的历史观和道德观，他们特别推崇那些讲信用的人。比如我读到徐元章的外祖父在‘一战’前与德国人做染料生意，‘一战’德国战败，德国商人都回去了，一批财产放在他哪里，托他经营。后来德国商人再回来，徐元章外祖父把这些财产全部还给他。许敏说，“不是说所有上海人都这样，但上海人相比外地人还是有一种强调信誉的传统。信誉是公共道德的基础。上海的市民意识建立在这种以信誉为基础的公共关系传统之上，上海人是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进行的洗礼，所以做人一般先要弄清自己的位置。他们比较清楚自己应该在什么位置上按公共规则生活，这就是遵守契约对自己与对他人的规定。上海人经常说的两句话是‘侬拎得清伐’和‘浓晓得自个是啥人？’强调的就是契约规则。有时候它可能引向斤斤计较，但上海人计较得总是很认真。因为上海作为商埠的位置，人与人之间的公共关系决定了它的商业关系，它构成了这个商业城市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