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重庆市给吃低保者作出规定:如无正当理由，一个月内必须三次参加社区义务劳动，否则将停你的“食”。新鲜。乍想，这也太苛刻了嘛！明明，吃低保者作为城市的救济对象，是弱者。他们的焦虑、困窘、失落与苦痛，别人很难体会;社会本该给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关爱。毕竟，他们有劳动能力，只是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落伍了，有力使不出，能全怪他们吗？

如果深一步想，觉得这规定又不算过分。因为，在重庆这座不过500余万城市人口的山城，吃低保者竟有70余万。据调查，这70万人中至少一半尚有劳动能力，因为他们正值盛年，力气和经验都不缺。那么，让这35万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诸如辖区里的环境整治、绿化美化、治安巡逻、公益宣传和学习活动行不行呢？应该行。然而，每当你经过香港人投资的得意世界广场，经过十八梯茶馆，经过东水门陋巷时，那见缝插针摆下的一桌桌搓得山响的麻将，桌边围坐的一张张正值壮年的面孔，又难免令人心悸:这中间，有多少人宁愿将时间不舍昼夜地消耗于斯，也不愿做哪怕指甲壳那么点事啊！以至，得意广场的满地纸屑、十八楼茶馆前的污水、东水门陋巷的垃圾没得人管，居委会要想心不烦，还得请民工来打扫。于是，许多吃低保的壮年男女越来越懒――反正没别的事可做。多少年了，义务劳动好像只是大学生和军人的事，特别在某些时日，媒体对此推波助澜，大学生、军人便成了义工、志愿者的代名词。这便让人混淆:义务劳动只是为了彰显某些时日，而尽义务者也成了特定的。为什么不能让享受低保者明白，权利与义务应该对等、享受低保就应该给社会尽相应义务这一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呢？事实上，人都是有惰性的，没有鞭策、激励和引导，懒人恐怕只会越来越多。

重庆 张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