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到8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2002年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官方的新闻稿及大多数与会中国数学家的口中，被形容为“21世纪的首次国际数学家大会”。国际数学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97年，但1900年8月6日却是大会真正确立起自己世界数学界最重要会议地位的起始。这一天，38岁的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走上讲台，以“揭开隐藏在未来中的面纱，探索未来世纪的发展前景，谁不高兴呢？”作为开始，提出了23个他认为全世界数学家在新世纪中应当关注和解决的重要数学问题，其中就包括了中国人所熟知的哥德巴赫猜想问题。

当这位大师在1943年的情人节去世时，德国《自然》杂志曾经发表文章指出，现在世界上很难有一位数学家的努力不是以某种途径源于希尔伯特的工作。而哥廷根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卡拉西奥多里则在唁电中写道:“你使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思考你教我们思考的问题”。或许这是一种略微夸张的说法，但无可辩驳的是，在迄今为止获得菲尔茨奖的学者中，有半数以上人的工作与希尔伯特问题有关。

102年过去，但当我们把举办在自己国家里的这次数学大会比喻为另一次具有世纪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时，由始至终却都透着一份中气不足的感觉。

8月20日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著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教授在英文演讲中尴尬地用中文给来自各国的数学家解释孔夫子的“仁”，大会主席吴文俊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中国古代数学家的贡献和丝绸之路，北京市市长刘琪则告诉大家，数学在北京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朱世杰。

真要为某一次会议赋予世纪性意义，一双具开创性的、能够看得清未来方向的眼睛应该是最重要的。而在我们的这次大会上，这双眼睛似乎是缺席了。

辉煌还是式微？

国际数学联盟主席帕利斯在评价此次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时候，用了两个“第一”:这是第一次有一个国家的最高元首出席开幕式并为菲尔茨奖得主颁奖，这是历史上代表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

曾经参加过1990、1994、1998年三次大会的一位数学家对这两点感触颇深。他对记者说，在国外举行的数学家大会，几乎在举办地掀不起什么波澜，开幕式最多也就有个市长来发发言，从未出现过国家主席、副总理共同出席的场面。他指着自己代表证上的编号告诉记者，1897年第一届数学家大会的代表只有200名，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代表人数增加到2000多人，此后大多在3000到4000人之间浮动。然而据粗略统计，本次大会的参加人数，应当在6200人以上。

曾参加过1950年美国坎布里奇（Cambridge）数学家大会的美国数学家哈尔莫斯在自传中写道:“坎布里奇大会几乎已经过大，后来的各次大会已非‘几乎’而肯定是过大。”他建议，如果与会者看到某位自己想要与之交谈的人，最好当时就逮住他――否则再偶尔碰见他的机会是零。

在会场上，记者曾经邂逅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国际数学联盟秘书长菲利普?格利菲斯先生。应记者请求，格利菲斯教授刚要向记者介绍有关数学联盟和数学家大会情况，就被一位组委会成员因事叫走。格利菲斯教授很礼貌地向记者表示回头再谈，只要等几分钟――但结果是，在那之后，记者再也没能找到这位数学家。不用万人，6000人已经是足够大的数字。

规格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是否让数学家大会发挥的学科影响力也同样增强呢？很显然不是所有的数学家都这样认为。现在加拿大某公司任职的赵先生是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曾师从费马大定理的证明者、1998年菲尔茨特别奖得主怀尔斯。他对记者指出，数学家大会目前的意义更多在于展示，与以往已经有所不同。

如果追溯数学家大会历史，不难看出，在它创立早期，一方面时代要求数学从孤立研究走向广泛交流;另一方面，信息传播渠道不畅也的确成为不同国家间数学家研究协作和成果分享的屏障。因此，一个定期的、世界性数学家集会的确对数学发展有莫大的推动力。

然而，当网络时代来临，地理屏障渐渐被打破，虽然交流和协作越来越成为必须，但一个会议所能起到的作用却日益微小。与会人数的不断增加很大程度上不但不能促进交流，反而成为交流的障碍。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丁仁教授是本次数学家大会组合论卫星会议的主办者之一。他向记者指出，在数学家大会上，听听1小时大会报告和45分钟邀请报告对听众而言，只是保持学术敏感性的一个途径。不但深入了解谈不上，由于学科的不同分支，可能连听懂都很困难。而对于作报告者，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对已有成就的肯定，是荣誉的象征。更深入的专业问题讨论，往往要通过其他途径――如老朋友间的通信、会面、小规模的专业学术会议等――来实现。

数学的中国口音

不管就数学家大会本身意义的讨论结果为何，无可置疑的是，此次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对于中国数学界的意义是深远的。此次大会是“作大会报告和邀请报告的华人数学家人数最多的一届数学家大会”。作1小时大会报告的华人数学家共计3位，作45分钟邀请报告的人数更多达21位。“或许有折扣，但不多。实力还是最重要的。在中国各学科研究中，数学是在国际上地位最高、华人力量最强的学科之一。”吴文俊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然而，在这一片中国口音的英语中，你依然不难听出另一种尴尬。虽然同是华人，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大陆学者却只有11人，其他均为华裔外国人，或是在国外留学已经获得了绿卡或外国国籍的数学家。而即使是那11位大陆学者，也多具有海外教育背景。对这种情况，袁亚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道:“我们都知道华罗庚是大师，陈景润的成就同他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出一个华罗庚难，但出陈景润更难。”

袁亚湘的意思是，真正由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数学家实在太少了。目前数得出来的几位华裔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和丘成桐是美国人，吴文俊是法国留学生，田刚长期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就连袁亚湘自己，也是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

数学从不拒绝个人魅力

霍金来了。

纳什也来了。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两个名字远比数学家大会更有魅力也更为熟悉。一个例子是，在某大新闻网站关于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专题页面上，与这两个人相关的新闻占到2/3，而拜那部奥斯卡获奖电影之赐，众多数学家也纷纷“美丽”起来。

有一篇评论把这归结为数学家的个人魅力，记者并不这么认为。霍金是物理学家，纳什虽是正儿八经普林斯顿出来的大数学家，但为他带来最大声誉的，却是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之所以会成为科学明星，都同电影这一介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朗-霍华德导演的《美丽心灵》之于纳什，犹如埃洛尔?莫雷斯导演的《时间简史》之于霍金。

一种观点是这两个人的名声远超出自身的学术成就，而本次数学家大会借邀请这两人作公众报告的机会成功炒作了自己。持此种看法的人中不乏来自普林斯顿或剑桥牛津的与会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担任本次大会组委会秘书长的中科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所长袁亚湘指出，邀请声誉较高的科学家（不限于数学家）作公众报告是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传统之一，挑选作报告学者的标准，也主要从其学术成及公众认知度着眼，目的只是为了唤起公众对科学，尤其是对数学的更广泛兴趣。

袁亚湘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较少功利性的活动。他举例说，本次大会邀请作公众报告的学者共有4位，在霍金与纳什之外，还有纽约大学的一名数学教育家和中国的吴文俊。“如果真的是为了炒作，我们完全可以请到名气足以和霍金、纳什并列的科学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对于公众对这两位科学家的格外关注，袁亚湘用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作为评价――“数学从不拒绝个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