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为了奥运项目，北京市政府是否可以考虑发行债券？

何小锋:目前中国由政府发行的债券只有一种――国债，其发行人是中央政府，并且是以政府税收收入担保偿还，属于一般债务债券;而地方政府并没有权力以税收为担保发行市政债券。奥运的很多项目如修路、修下水管，都是未来有收入预期的，我认为可以以收入为担保，发行市政债券，通过奥运“特事特办”的优势，推动债券改革。很多时候我们的“特事特办”往往只限于一次性事件，比如“三高演唱会”在紫禁城，唱完就完，能带来政策改革的“特办”太少。从1984年以来，奥运场外的商业运作越来越好;融资创新，也是一场比赛。

三联生活周刊:奥运项目能否去股市中融资呢？

何小锋:目前我国还没有产业投资基金，可以从股市中融资，投到特定企业中去。10年前就有一只ING北京投资基金在香港上市，基金经理就是前北京计委副主任刘晓光，这只基金已经运行十几年了，专门投资北京的大型市政工程。这样的基金在联交所不下20个，主要投到广州、上海这些大城市。而我们目前只有证券投资基金而没有产业投资基金，投资者的钱只能做证券。1994年开始起草《投资基金法》8年来，几乎每次都在最后把产业投资基金的条文删掉。主要原因是好的项目不多，几百亿的国外资金都遭遇了滑铁卢。

三联生活周刊:这又需要一次“特事特办”？

何小锋:是的。办奥运的目的是要有经济效益，这和投资的理念一样。我们的设想是:先由有实力的企业和专业咨询机构组成发起人，由发起人解决5%的资金，向资本市场提供至少5个项目的可行性报告，然后安排上市，而不需要像企业那样要有3年业绩;基金管理者有产业专家和管理公司承担，资金投给从事奥运项目的企业。

三联生活周刊:“特事特办”的阻力是什么？

何小锋:这里牵涉了太多的政府部门，投资基金都要计委审批，而信托投资又由人民银行管理，安排上市要通过证监会，税收、会计都要通过财政部审查;部门利益的纠缠比较复杂。实际上往往陷入这样一个怪圈，制定法律的部门说要看到成功案例，但审批部门说要有法律出来才能批。有些领导的“官念”比较重，在广州官员出行时有两队摩托车分别疏导，一个路口的封闭时间也就是十几秒，而在北京往往封闭整段道路。交通堵塞对经济发展总是不好的，奥运有可能是推动改革上一个台阶的机会。■